艰苦创业的安东泊子村

梁迅玮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供后人借鉴。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者，不乏成大器之人；达官显贵，商贾大亨，也屡出纨袴败家之子。究其原因，确有令人深思反省之处。

　　辽宁安东泊子村梁氏，原籍山东省蓬莱市解宋营镇五十里堡村，全村约二百户人家，除了赵姓外，可谓第二大家族。梁氏和其他家族一样（是指由“文”字辈而后到“学”字辈）也经历过朝代兴衰、政权更迭和人间沧桑。

　　先祖有鸿鹄之志，望后人有济世之材。曾高祖梁仪生于乾隆年间，从其留下的家谱排字“树文维志学，茂盛可治中，成先开国智，富贵大有年”来看，是拟于诗书礼仪传家，希望后人或为官以安邦定国，成栋梁之才；或经商以发家致富，成商贾大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有志之人，并颇具有文墨，且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这更是难能可贵之处。

　　然若不能顺应历史潮流，纵有鸿鹄之志，旷世之才，也无济于事。而且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人只有汇集到历史的洪流之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若有推波助澜之才，则尽可以大显身手。然而这需要胆识、谋略、知识和才华，非常人所能为。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进步，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得“不安分”起来，纷纷出外谋生，或去打工或去经商学做生意，成为当时的历史潮流。其中，以山东广大贫苦农民为代表的“闯关东”热潮兴起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山东骡马套”的说法。

　　在梁氏家族中，以梁文升和梁文举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则汇入了这一历史洪流，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但其中的艰难困苦，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梁文升自幼在家务农，成年后去安东经营“铜匠铺”，五十岁左右病故。

　　梁文举因家境贫寒只读过四年私塾，于15岁随其表兄（段家村）乘木帆船去盖县（今辽宁省盖州市）。由于当时没有交通工具，由盖州步行到安东（现丹东市），当时的艰险可想而知。由其表兄担保，介绍到安东前聚宝街“长隆盛”学做生意。离家七年后，于22岁才返家娶亲，在当时可谓少年有志，不畏艰难困苦。

　　由于收入逐年颇丰，且克勤克俭，就在老家买了七十多亩地，并翻盖了两幢正房、两幢厢房，因此就成了当时五十里堡村的殷实大户。

　　他不但个人发家致富，而且还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在他任长隆盛银市经理期间，曾先后将街坊邻居和亲朋的子弟约四、五十人带到安东，谋求职业。后来这些人，大都有了一定的地位，并有七八个人在当时发了财。因此，他在村里威望高，很受尊敬。

　　梁文举还把两个侄子维乐和维善带到安东，衣物均由他负责，并做保将其分别介绍到“双合栈”和“双合义”（当时，两者都属于安东有名气的大商号）。兄弟两人一干就是三、四十年，均有了一定的地位。维乐被提为中上层职员，维善被提为副经理级的高级职员。由于他们仍是省吃俭用，均有积蓄，从而在老家买了六七十亩地并盖了新房。这是维乐、维善兄弟二人在经济上的红火时期，也是梁氏家族的红火时期。

　　梁文举虽然将其子梁维经带到安东学做生意，也介绍到大商号“长顺玉”绸缎百货店，被提为账房先生，但他只干了三年，即回家务农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进而又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从而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于蒋介石实施消极抗战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梁氏家族的家乡也未能幸免。在1937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一赶潮水集时，日伪军突然侵入，几十名无辜百姓惨遭枪杀。此后于1938年春，梁氏家族也起了变化，即文斗家搬到烟台居住，家族内14岁以上的男孩，离开校门，走出家门，均由维乐做保进入社会谋生。裔孙梁志海在安东“玉合隆”学做生意，梁志江（巨波）在烟台“永源”船行学做生意，梁志湖到安东“丰裕同”学做生意，梁志汇到安东“和兴益”学做生意。但这条路在当时的年代，实际上已走不通了，为时不久都失业了。在经济上火红过的梁氏家族却逐渐衰落了，家族中的成员也分散于各地，各自找出路。虽然在这近二十年的战乱中都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没有一个人投靠日伪军和国民党，没有一个人为反动派帮凶残害同胞，这是我们梁氏家族的骄傲。

辽宁丹东市金属材料公司梁春清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