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10章深圳市长梁湘（10）

　　1967年秋天，大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一队队红卫兵走到罗湖桥头北端，振臂高呼：“解放九龙香港，横扫牛鬼蛇神！”香港中环一些高楼大厦，也亮出内容相若的大红标语。香港市场冷落萧条了。香港房地产暴跌，像山洪般泻向谷底，行情甚至继续看跌。说是一次经济大风潮，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引起的龙卷风来得确切。“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逼近九龙，香港各界人士心情惶然。

　　“这是一次好机会，买入，搏他一搏！”胡应湘怂恿父兄。

　　“你的意思是把胡氏家产押在这火山口上？”父亲反问。

　　“应该说是大好时机，我们胡家时来运到。”他答道。

　　“你这是什么？”父亲有点气恼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你懵啦！不看一看多少同行已把资金转移到欧美去的现实。”父兄不愿冒这个风险。对一个有家底、有身份、有声望的实业家来说，谁也不愿意往火山口移步。他们吃不准，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家庭矛盾激化了。

　　胡应湘自信自己判断的正确。

　　而父兄认为深察地产风云的是他们。

　　好一个胡应湘，他决心置于死地而后生，把分家得来的全部家产孤注一掷，大量购买了香港的廉价地皮。然而一些时日之后，房地产行情依旧一直看跌，死水一潭。

　　不过胡应湘仍稳稳坐在钓鱼船上。

　　风云突变。事实证明胡应湘独具慧眼，内地红卫兵始终没有越过深圳河南下。香港雨过天晴了。不到几年，香港地产价格节节上升，突飞猛涨。他买下的廉价地皮一下子成了他建合和有限公司一个颇为可观的银行了。

　　人们谈到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合和中心大厦的事。

　　这座高六十五层，有十五万平方公尺面积的大厦，是当年香港最高、颇具特色的圆柱形楼宇。总设计师和总建筑师是胡应湘。在六十五层高度上，随着能摆上六十六张桌子的餐厅，以每六十六分钟旋转一周，会令登楼光顾的宾客有一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宾客低首俯瞰，世界闻名的“东方之珠”那迷人的景色，尽收眼底。所以不少游客往往以能登上合和中心大厦旋转餐厅为荣，要是来到香港没机会登上这座高楼，会有犹如未到过香港之遗憾。起初，人们投来怀疑的目光。捉摸不清胡应湘为什么把偌大的高楼建在中环那个高陡狭窄的山腰上，看来买房的人没几个。有人还刻薄地说：“高楼建成后用来养老鼠好啦！”但胡应湘几经研究，矢志不移地干下去。他相信自己对整个香港贸易市场和交通态势的分析判断。果然，广告登出之后，房子还在兴建之中就被抢购一空。合和有限公司又赚了大钱。

　　历史一再证明胡应湘是有眼光的。今天，他又以过人的洞察力，在“前景”问题风云变幻的动态之中，毫不犹豫地把资金投放在深圳特区。家人终于同意了胡应湘的抉择。

　　于是，胡应湘同深圳特区签订了协定。之后又与深圳签订合资兴建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工程、深广高速公路和70万千瓦的沙角B电厂等重大项目。这一来合和公司的股票骤然看涨。

　　许多大财团和跨国公司都尾随着合和公司，来深圳特区考察，洽谈业务。

　　梁湘终于冲破了引进大财团和跨国公司投资的樊篱，使深圳特区的建设事业跃上一个新的梯阶。

　　引进外资搞成片开发难道就是出卖国家主权？

　　梁湘的心如一潭清水，碧澄透明。

　　夏夜的南风迎面吹来，挟着白玉兰阵阵的幽香，拂醉了荔馥湖畔。星空下湖水粼粼，蛙鸣蝈蝈。夜，宁静得出奇！

　　他喝了一口浓浓的绿茶，瞥了一眼茶几上放着的一包用作招待客人的红双喜香烟，莞尔一笑。他本来烟龄不短，烟瘾不小，只是在“牛棚”、“监护”的岁月里戒掉了。因为七分钱一包的“电车”，渗了菜叶的“红棉”，他难以吸纳。也许那回戒烟对他受虐待的精神是一种胜利，“解放”了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他依旧断然地同香烟隔绝。应该是人支配习惯，支配生活，这也是在创造历史啊！

　　宁静的边境线上的夏夜。

　　“当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发展呢？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

　　这是列宁的声音！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光在政治上摧毁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善于利用和吸收外国资本主义的一切好的东西。”

　　又是列宁的声音！

　　梁湘用一支红铅笔在《列宁选集》上轻轻地划动着。他读着，咀嚼着，深沉地思索着，犹如咀嚼着橄榄，甘甜香洌之味源源涌来。

梁迅玮

　　第11章深圳市长梁湘（11）

　　他觉得风猛烈地撞击着他宽厚的胸膛，雨疯狂地敲打着他的心扉：一场全面改革的方案。他轻声自语：“‘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至理啊！试办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是世界创举，没有经验可资借鉴。要靠敢闯、勇气，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更大胆地引进资本、技术的模式在他的胸中萌动着，萌动着……他只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有进无退。

　　炎夏的一天，国画大师刘海粟专程来见梁湘。晚饭后，在新园招待所六幢二楼会议室，用几张桌子临时拼成巨大的写字枱上，刘海粟铺开那张派人从香港购买回来的丈二宣纸，握起如椽大笔，即席泼墨挥毫，时缓时疾，一气呵成了送给市政府的一件礼品：一幅气势磅礴的大鹏展翅图，云移怒翼搏千里，气霁刚风御九秋。画家的心意梁湘领了，虽不敢自比大鹏展翅九万里，然而献身特区建设是铁了心的。

　　老画家久经风霜的脸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显得干枯了的手肘却隐隐地显露着劲力。相似的坎坷曲折的遭遇，从心里生发出一种神会的共鸣。他一眼看出市长的艰难处境，有点昏花了的眼睛，却炯炯地流露出同情爱惜的目光。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海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要被流放到边远的内蒙古劳动改造去时，曾书联自慰，联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今天，那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凛然无畏，依旧跃然于画卷上。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梁湘所从事的历史创举。

　　“你梁湘在中国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能把深圳治好了，也有人会说你是在中国率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是深圳特区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是复辟资本主义。横竖有这么一顶帽子等着你戴哩！”老画家临别时跟梁湘开了个玩笑。意思是明白的：豁出去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问心无愧，千秋功罪后人评说。你老也是一把铮铮铁骨啊！”梁湘坦然答道。

　　政治家和艺术家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心灵包含着命运的挑战和历史的深邃。

　　“啪！”他一掌落在桌面上。稍后，他给国务院挂了长途电话。

　　1981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国务委员谷牧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梁湘和胡应湘，肯定了他们的合作。

　　赵紫阳对胡应湘把大量资金用于内地现代化建设的行动表示赞赏，说：“你的行动是对祖国的政治形势和开放政策具有信心的一种表现。你的设想是有远见的。”

　　梁湘深情地凝望着那喷薄欲出的朝阳……

　　深圳向何处去？特区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梁迅玮

　　第3卷深圳市长梁湘

　　第1章深圳市长梁湘（1）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中学生从珠江到了延河，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经历了“抢救运动”，惊心动魄。

　　他结婚了，生下个儿子，养不起送给了人家，后来养了只母羊才又把儿子从农民家里接了回来，喂羊奶长大。

　　他能文能武的盛名在长白山不胫而走。国民党遍贴布告：“谁交出梁湘的脑袋，奖10万银元！”

　　1919年，“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同年农历9月14日，梁湘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月山镇博健乡会龙里，一爿土墙瓦顶的破陋农舍里。父亲梁就邦，母亲许尚，祖辈几代都是贫苦农民。

　　博健乡会龙里一带挨近梁金山脉，背靠狮子山麓，山村僻壤，土地干旱瘦瘠，每年夏秋之间还不时遭受强台风的袭击，村民生活穷困，温饱不敷，加之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开平紧靠南海之滨，是个水路交通的埠头。许多村民为谋生计，搭船“卖猪仔”，漂洋过海，到国外做苦工。梁湘的村子里，青壮年男儿十有八九都离乡背井，跑去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欧洲、美洲几十个国家。当地最累、最苦、最脏的活，都压在这群华工“猪仔”身上。开平自然成为一个有名的侨乡。梁湘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开平四邑风土人情的趣事，侨乡风风雨雨的见闻，藩邦异域的影响，海洋文化的熏陶，在他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父亲梁就邦因家境贫寒，只念过几年私垫，年仅十四岁就跟着堂兄远涉重洋谋生去了。他到了加拿大北面一个叫“卡尔加里”的镇子，在同村兄弟开设的一家洗衣店里打工。他很勤快，一天干三份工，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就在洗衣棚里睡。梁就邦克勤克俭，若干年后有了些积蓄，就跟朋友合伙，在卡尔加里经营一家小餐馆。经济渐渐富裕的梁就邦乐于助人，见有同乡老迈年高而又无钱回乡者，常解囊相助，不图回报。他自己却依然每隔六七年才返乡一回，归时带回一笔血汗钱，或捐给乡梓修桥整路，兴办学校，或自置一亩半亩瘦田，给老婆耕种糊口。在家里伴着老母亲和老婆孩子小住两三个月，又匆匆搭船回到大洋彼岸去了。

　　经过若干年的艰辛经营，梁就邦竟然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副食闲杂百货商店老板，还是当地的华侨领袖人物。1953年，梁就邦年迈花甲，经梁湘的再三劝说，老人回到祖国定居，把店铺交给了小儿子百添打理。回到广州后的梁就邦，热爱祖国之心一如既往，继续热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曾被选为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和越秀区政协副主席。

　　梁湘原名梁百生，伯仲四人，他排行第二。哥哥在襁褓中时，因为家穷，有病得不到医治，在病饿中夭折了。梁湘的小名为“百生”，取意“百岁长生”；老三为“百茂”，老四称“百添”。百添1949年春到了加拿大，料理父亲的商店。百茂后来改名文森，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尔后一直在国家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一位有知名度的经济学教授。

　　梁湘七岁入学私塾，好读书，爱思考，不贪心，懂世事，对弟弟照顾得很周到。那时老祖母仍健在，老人家姓黄，名字不祥，祖父梁经扩英年早逝，梁湘未见过爷爷的面。长子嫡孙，老祖母对梁湘更是疼爱得如珠如宝。梁湘十岁时转到位于开平公益埠的县立小学校，入读四年级，每天上学必须搭船渡过一条小河。河水湍急，船小人挤，梁湘又不谙水性，老祖母担心着小孙子万一有个闪失，每每在小孙子出门时，就要给他烧香念佛，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安。后来老人家索性让孙子回到邻近的博健小学读书，免得终日牵肠挂肚。老人家听别人说用人的唾沫涂洗孩子的眼睛，能使孩子眼睛明亮，头脑聪慧，她就时常用自己的舌头去给梁湘舔涤双目，希望小孙子眼明心亮。这说来没什么科学道理，却足见祖母爱孙心切。

　　老祖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虽说家境也很艰难，但见到讨饭的人，她常常把自己的口粮掏给人家。村人有困难上门求助，老人家亦乐于解囊，宁肯自己勒紧腰带也不推却。家乡的苦难，村人的穷困，老祖母的慈怀，都在小梁湘幼小的心灵里刻下深重的印记。

　　母亲许尚是个劳动妇女，一面抚养孩子，一面耕田种地，是家中劳动主力。每年夏收夏种时，家里才临时雇请一两名帮工。她虽然没上过学，但贤淑温顺，疼爱孩子。家里有点好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总是要让给孩子吃。梁湘年幼时，开平一带盗贼如毛，家乡常要“走土匪”——躲避土匪进村抢劫杀人，一直闹了好几年。人们闻匪色变，心慌脚乱。有一次，土匪扬言要来会龙里杀人洗劫，母亲抱着年仅三岁的小梁湘，躲进村中的竹林里，直躲了两日两夜。竹丛中生有野蜂，它们成群结队地扑向她母子二人。母亲生怕孩子被蜇，忙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结果自己被野蜂叮得脸肿似猪头，臂如莲藕，小梁湘却安然无恙。幸运的是这群土匪只从村口经过，并未进村。

梁迅玮

　　第2章深圳市长梁湘（2）

　　梁湘未满十三岁就小学毕业了。1932年秋天，他跟同村的兄弟梁奇达、梁松杰等人离开开平来到省城广州市，在北郊外一所私立的大中中学（即现在的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前身）读初中。大中中学的校长名叫温展鹏，办学认真，治校严谨，因而大中中学在广州市内声名鹊起，与颇有名气的知用中学齐名。大中中学对学生的开明，允许学生办壁报，演街头剧，支持爱国救亡。入读中学的学费和伙食费等，一年约需近百银元，梁湘的开销主要是来自父亲的汇款。他从初中一年级直到高中二年级，都是在大中中学度过的。

　　当时的广州是革命策源地。在大中中学读书期间，梁湘有幸接触到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中中学规模不大，没设学生寄宿，梁湘在省城无亲无故，只好与梁奇达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北仓边路一所公寓中，各自租了一个床位栖身。公寓设施十分简陋，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放两副木板床，一张小书桌，两张椅子，租给两名客人居住。不过房租比较便宜，月租不到三个银元。梁湘家境不算富足，他住了下来，还是感到挺舒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进而蚕食中国大片领土。1934年，公寓住客中新来了一位身材高挑、面目清瘦的青年人，他叫邱柏藻，在广州市第一中学念高中，比梁湘长两岁。他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早晨在碰面时，总是礼貌地说一句“早上好”，时间一长，彼此也便相熟了。同是寄人篱下，梁湘与邱柏藻共同语言很多，友情日渐深厚。邱柏藻悄悄地对梁湘观察了一段时间，对他的印象很好。他觉得梁湘读书用功，老成踏实，勤劳俭朴，待人淳厚，好一个农家子弟。于是他就经常来到梁湘的房间，切磋学业，促膝谈心。有一晚，临离开梁湘房间时，邱柏藻有意留下一本由邹韬奋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放在梁湘的床上。翌晨，他匆匆走来向梁湘索回刊物。交谈中，他得知梁湘昨晚一口气读了杂志，并对文章中谈及劳动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观点颇为认同。尔后，邱柏藻就常常给梁湘送来《读书生活》《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读物。梁湘对这些刊物如获至宝，把它们看成是指导生活的良师益友。

　　新学年又开始，在一次假日同学们到郊外远足旅行活动中，邱柏藻推荐梁湘参加了共产党的周边组织——“读书会”的秘密活动。

　　在“读书会”的指导下，梁湘课余时间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等大量书籍，他特别喜欢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和高尔基《母亲》《我的大学》，以及《铁流》等苏联文学作品，还有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蒋光慈等人的作品。每当读完一本书，大家就聚会在一起，漫谈感受和心得，如何在国家危难、政府腐败的社会中寻找出路。

　　到了暑假，梁湘没有回乡探亲，而是率领十多名“读书会”的成员，到四会县去给老百姓讲演、演出活报剧，在四会县城，发动当地的青年学生举行一次火炬抗日宣传游行，震动了整个四会，惊动了国民党县党部。

　　1934年冬，梁湘和梁奇达读到《论苏区目前形势和为发展五十万工农红军而奋斗》的传单时，情绪激动，跑回开平家乡，拿了一点盘缠，准备跑到江西苏区投红军去。正要动身时，又得知红军开始转移，才没有成行。

　　1935年是决定梁湘人生命运的一年。

　　黄梅时节，原在中共上海出版部从事在学生群众中发行推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共党员王均予，因为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跑到广州来，经营一家小书店。梁湘常常去王均予的书店阅读、买书。透过邱柏藻的牵线，梁湘与王均予交上了朋友。王均予比梁湘长八岁，梁湘和邱柏藻都管他叫“老头子”。是年秋天，王均予时常以“大表哥”的身份到公寓探望梁湘，向他讲解国内外时事，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一次他带梁湘到越秀山郊游，给梁湘讲解人生的道路，他指着山巅巍峨的中山纪念碑，说：“人终有一死，但要死得有意义，不要做庸庸碌碌的人，更不能做贻害国家民族的人，而应选择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

　　1935年秋天，王均予介绍梁湘秘密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年同盟”（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周边秘密组织）。翌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重新组建成立，梁湘就由中国青年同盟的成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一时间成为广州市的共产党组织第一批党员的，还有跟梁湘一样从家乡出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读书的同村兄弟梁嘉，以及曾生、罗范群、钱兴、周明、王作尧、陈翔南等人。不久，梁奇达也被吸收为广州市地下党党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广东广州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曾生还是赫赫有名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梁嘉是东江纵队的支队司令，梁奇达后来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开平县博健乡梁湘、梁嘉、梁奇达“三梁”的英名，饮誉乡梓。

梁迅玮

　　第3章深圳市长梁湘（3）

　　早在1935年4月，王均予北上天津，与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北方局考虑到广州地区已经长时间没有党的组织，而青年学生在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中，经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已有了群众基础，“中国青年同盟”成员可以作为建党对象，命王均予回广州从事建党工作。是年7月间，王均予回到广州后，就着手进行重建广州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10月初，中共广州市委正式成立，归是年9月成立的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王均予任市委书记。

　　梁湘一边读书，一边以大中中学的学生身份作掩护，在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担任工作。他的任务是秘密接头联络和印发文件。香港或内地的地下党组织派遣人到广州工作，梁湘就出面跟来人接头联络，通过“你是要笼虾饺烧卖？”“不，我要一碟咸煎饼。”互对暗号，弄清身份，确认是自己人，没有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然后再将来人领去见王均予。位于中华路（现称解放北路）与现在东风路交叉点旁边的如意茶楼，成了梁湘与外地地下党来人接头的地点。他的工作要隐蔽秘密，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而谨慎机灵的梁湘却从未出过事故。

　　1937年夏秋之交，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广东地下党内部，对当时统治广东省的陈济棠的抗日反蒋态度的看法、对中国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分析发生严重分歧。于是，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决定改组广州市委领导班子，成立新的市委领导机构，把王均予排除在新班子之外。

　　王均予刚刚在陕北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个工作会议，会上听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讲话，匆匆赶回广州，传达会议精神。当他得悉广州市委已被改组，自己不再是那里的领导人时，深感委屈，郁郁不乐，认为自己是重建广州地下党组织的有功之臣，现在却被甩在一旁坐冷板凳，很不服气。他交代梁湘给他整理有关文件资料，他要再到延安去，向党中央上诉。这件事在梁湘思想上震动很大，梁湘第一次碰到了党内矛盾，他感到诧异惊讶，困惑不解。

　　就在梁湘困惑的时候，北京西南郊卢沟桥畔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广州不时遭受日本飞机的空袭。广州市民拖男带女，扶老携幼，或逃到远离省城的偏僻农村去，或跑过罗湖桥，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去，有钱人家则移民到国外去。

　　这时，梁湘接到父亲远从加拿大卡尔加里寄来的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洋溢父亲无穷的忧虑，担心在兵荒马乱中儿子的人身安危。信中诉说：“我现今在卡尔加里经营的杂货铺生意兴隆，而人手欠缺，急需百生你火速到加，协助父亲料理业务。”末尾还再三叮咛：“我几十年来劳碌奔波，无非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父亲不会指条黑路你走。百生，这回你一定要听父亲的话，赶快到加拿大来。”词恳意切，慈爱之心跃然纸上。

　　梁湘手里拿着父亲的信件，心潮起伏。他很理解父亲的心意，也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况且大中中学为了躲避战乱，计划在新学年开始时，把学校搬迁到韶关去。书，是很难在广州读下去的了。但梁湘想的更多的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国土……眼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顺应老父的热望，马上出国去，子承父业，不仅可以逃避战乱的危险，而且还可以过着宽裕舒适的世外桃源生活；另一条是回应祖国的召唤，勇敢地投身到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梁湘舍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十八岁那年便跟着王均予到延安去，走上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道路。同行的还有一位从朝鲜来到中国广州怡乐村中山大学读书的金大明。金大明到了延安后改姓陈，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分配到华北党校任副校长，后来在太行山战役中牺牲了。

　　梁湘悄然离开广州北上延安时，没给家里写信。因为他明白，如果让家乡的祖母、母亲和身在异邦的父亲知道他要去延安，北上抗日，就必不能成行。他在广州向一位同村兄弟借了五十块大洋作盘缠，遥祝远方的亲人安康，就负疚地上路了。这笔路费，直到50年代梁湘才奉还给人家。

　　这一别就是十二个年头。母亲两鬓斑白，老祖母则遗下一个土坟。

　　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梁湘等三人从广州乘坐粤汉铁路的火车北上。

　　他们来到古都西安。在西安市八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梁湘三人有幸遇上了林伯渠。林伯渠对他们很热情，邀请他们搬到办事处来小住几天。后来又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梁湘等人开出介绍信，并派了一辆汽车，将梁湘等人送往延安。

梁迅玮

　　第4章深圳市长梁湘（4）

　　经过千辛万苦，梁湘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热土——延安。

　　踏上延安的土地，梁湘深深地呼吸着延安格外清新的空气，心中洋溢着说不尽的喜悦。睡硬硬的土坑头，吃粗黑粗黑的窝窝头，他都习惯，反正一切他都可以习惯。有一回开饭，他把黄糊糊的小米饭看成是炒鸡蛋，高兴得叫了起来。天哪，哪儿有这样丰盛的晚餐。可他在延安住了八九年，哪吃过一次炒鸡蛋呢！新的革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到了延安，接受组织审查是每个投奔革命怀抱的青年的必经隘口。由于梁湘年纪轻轻，历史简单，组织关系也很清楚，他很快就获得了通过，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他被编在第十二班，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而王均予为了上诉之事，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听从组织的派遣，回到广州去负责《解放日报》在南方的发行工作。

　　一年后，梁湘毕业了，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十二队，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第二十二队的党员都是归国华侨，梁湘本是华侨子弟，比较了解华侨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故组织上让他做这个差事。陕北公学的学期为三个月，1938年的一天，同学们又兴高采烈地高唱毕业歌。这时陕北公学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扩大教学规模，要从延安搬到旬邑去。迁校前夕，梁湘又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去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由陈云任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邓洁任秘书长，王德为地方科科长，王鹤寿为干部科科长。由于梁湘是广东人，说的普通话很“普通”，在中组部找干部谈话时，常常词不达意，说“劳保”，人家听成是“萝卜”。说“立场”，人家听成是“腊肠”，干部们风趣地反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听广东人讲普通话”，加上当时是用人之际，干部很缺，于是1940年梁湘离开了中组部，转到中央党校去担任校党总支部书记，校长为中央委员邓发。中央党校总支委员会与陕北公学和自然科学院的党组织一样，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会管辖。

　　梁湘到延安后，结识了女子大学学员、人称“小广东”的邝辉军。邝辉军原籍也是广东开平县单水口镇人，与梁湘是同乡，长得娇小玲珑，短发齐耳，杏眼灵灵，说话直率，性格开朗。她原在广州知用中学读书，受思想进步的堂兄邝启常等人影响，参加爱国救亡的宣传活动，小小年纪就立志学花木兰，身穿戎装，报效祖国。“七·七”事变后，她回应邝启常的提议，约了八个同学，一起从广州背起行囊，辗转迂回，步行到延安来，要跟随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抵抗外侮，个中艰辛，无法用语言表达。途中有几位男同学熬不过来，悄悄地打了退堂鼓。

　　小邝很活跃，宛如一只小白免，晚会、劳动、植树、讲演活动中都能看到她娇健的身影。延安冬天来得早，快要下雪了，她仍打赤脚，或是穿一对木屐，走起路来“得得”作响，像个野姑娘，给大伙的印象挺深刻。而梁湘身材魁梧，喜欢打球，排球、篮球、乒乓球都是好手。他担任篮球队队长兼前锋，那一手跳起投篮、翻身上篮，称得上绝招。也许跑得太猛了，有一回布鞋也给踩破了。翌日，一双簇新的布鞋放在他的床上。他猜得出是邝辉军给他纳的，无口线眼，平平整整。顿时，他感到心头一阵温馨。他俩穿过静静的枣园，漫步在延河岸上。梁湘跟她志趣相投，情融意合。1938年冬天，他们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在党校饭堂举行仪式简单的婚礼，邓发校长也出席祝贺。婚后，两口子就住在宝塔山桥儿沟的一个小窑洞里，隔邻就是天主教堂，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十九年后的1987年的夏天，梁湘和邝辉军曾回延安重游旧地，他俩不禁感慨万千。当年他俩居住的小窑洞依然存在，荡荡黄土，触发起伉俪对当年生活的追忆：“那时生活很艰苦，衣服破了补，补了破，实在无法再穿在身上，就把它撕成布条用。”邝辉军激动地说，“1941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组织上送给我九个鸡蛋来补养身体，我眼看着老梁工作很忙，营养不足，脸色青白，就将鸡蛋分了六个给老梁，但老梁不管我怎么劝说也不肯吃，彼此推来推去，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逼着我将鸡蛋全吃下。孩子刚满月，我长了奶疮，没有母乳给婴儿吃，只得给他喂红豆汤。孩子一日比一日消瘦，眼看活不下去了，为了给儿子找条生路，我横下心来偷偷把孩子抱到邻村的一家老百姓家里。我忍心放下孩子，就噙着眼泪跑回家里，过了几天，老梁回家得悉我把孩子送了人家，他连声反对：‘是生是死，也要骨肉在一起！’此事给邓发知道了，他作为中央委员，每天有两瓶牛奶供应，就每天主动送一瓶牛奶给我的婴儿吃。”

梁迅玮

　　第5章深圳市长梁湘（5）

　　邝辉军接着说：“警卫员对邓发的做法有意见，整天嘀嘀咕咕：‘首长，这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的！’邓发听了往往是一笑，说：‘没什么，在革命大家庭里要同舟共济啊！’我跟老梁既感谢邓发校长的关照，但又过意不去，邓发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买了一头母羊，把它拴在窑洞门外饲养，每天挤点羊奶来喂婴儿，终于把孩子养得又黑又结实，人们都喜欢抱抱他，并爱称他为‘小印度’。”

　　邝辉军还想起许多有趣的事。她第一次做妈妈，不会照料婴儿，儿子老是哭哭啼啼。她抱着婴儿去请教邓发校长的夫人陈慧清：“陈大姐，为什么我的儿子整天哭呢？他是否在生病呀？”陈蕙清掀开孩于的衣服一看，就哈哈笑起来，说：“唉呀！小广东，你看看吧，是孩子拉了屎，泡着屁股不好受，必须及时替他洗干净呀！”

　　梁湘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延安这段日子，我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斗争经验很丰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对于我日后学习马列主义，发扬艰苦奋斗、民主作风、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优良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是一座大熔炉；延安，是一所大学校！延安生活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梁湘在党校一干就是四五年。这期间，党校训练了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这期间，梁湘还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整风中，曾发生了“抢救运动”的插曲。所谓“抢救运动”，实是康生一手炮制、形“左”实“右”的危言耸听的“整人运动”。几个干部在一起“打打牙祭”，吃顿饺子、红烧肉，就成了“特务集团”。“抢救运动”使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和妇女干部大学的学员中百分之八九十被打成“反革命”、“国民党徒”。霎时间，杯弓蛇影，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革命队伍的阵脚大乱。

　　“抢救运动”也波及中央党校。当时的“红旗党”一案，是因河南省委书记被审查时遭到康生一伙人的车轮战围攻，疲劳轰炸，几日几夜不让睡觉，硬生生给逼供出来的。后来越搞越大，殃及许多原籍河南的干部。党校整风班有位主任，要将河南省籍供给科长李海涛、校务科长苏汉华等一批骨干也打成“红旗党徒”。梁湘不同意这样做，他做事向来稳健，平心静气。他找干部谈话，深入调查了实际情况，严格把握好党的政策。梁湘据理力争，不同意这种仅因是河南人就将同志推向敌人营垒的错误做法。由于梁湘年纪很轻，历史和社会关系可算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没什么辫子可以给人抓，加上他配合邓发校长工作得很好，彼此尊重，关系融洽，故没有被整到头上来，从而保护了一批革命干部。后来，从外面寄来证明材料，证明这位今天说这个干部历史很复杂、明天说那个干部政治有问题的班主任，原来是个曾经在国民党监狱里写过悔过书的变节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汉华在中共广东省委任副秘书长，李海涛则长期在韶关市任市委书记。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七大”闭幕不久，中央决定抽调延安部分干部，组织成立两广纵队，挥师南下。梁湘是南方人，熟悉南方的语言和环境，也被点名调到两广纵队去。

　　两广纵队出发时，在延安飞机场，党中央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领导都到场，刘少奇发表了长篇讲话，毛泽东也莅会讲演。中央决定，两广纵队由陶铸统率，王震领导的359旅和358旅为开路先锋，沿途护送两广纵队。

　　两广纵队从延安出发，当天就走了八十里路。邝启常也参加了南下的两广纵队，并与梁湘编在同一连队里。他眼睛深度近视，在行军途中，梁湘处处关照着他。有一晚，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队伍从一路变成八路纵队迅速行进，邝启常突然走得磨磨蹭蹭，口里嘀嘀咕咕，梁湘一边紧紧拉着他走，一边问他：“你嚷什么，还不快走？”他懊丧地答道：“我的眼镜掉了！”近视眼失去眼镜，眼前矇矇眬眬，举步维艰，无怪乎他叫苦不叠。后来经过多少艰辛，队伍穿过一个小镇时，给邝启常买到一副镜片中有密密圈子的眼镜，他才轻松了许多。

　　是年8月中旬，两广纵队走到陇海铁路旁边的河南新乡，从电台广播中得悉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了。

　　不过，国民党却集中优势兵力对两广纵队前堵后追。两广纵队面临极大的困难，左转右拐，躲避敌人的主力，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个危难时刻，中共中央给两广纵队发来电报，说明时局已经发生巨变，中央审时度势，调整了工作方针，实行收缩南方、发展北方的战略。两广纵队奉命挥师北上，精减行李，每个班又配发了一匹战马去驮行李，人员徒手行军，昼夜兼程，转向东北三省开辟新天地，接收原被日本鬼子侵占的地方。于是，梁湘又跟随着队伍转战长白山一带，参加了接管日伪统治地区、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梁迅玮

　　第6章深圳市长梁湘（6）

　　接管东北的斗争尖锐复杂，惊心动魄。

　　梁湘被分配到吉林省西安县（位于四平市的东面，现为辽源市）担任县长。西安县地处铁路旁边，县里有个规模颇大的西安煤矿，有个规模不小的发电厂，是个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的战略要地，一块令敌人垂涎三尺的肥肉。这儿紧挨长白山脉，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地势险要，有潜伏下来的日伪残余部队，有独霸一方的土匪武装，还有武器精良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缺少武装，中共干部常遭到敌人的突袭暗算，不少人惨遭杀害。

　　1946年初春，国民党特务、大汉奸祖光勋在西安煤矿秘密组织成立了“西安煤矿自治委员会”，企图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时接收矿山。这个反动组织拟定了各个分矿的负责人及成员的名单，这伙人基本上是伪满时期的保安队长、高级职员，总负责人由祖光勋自己担任。祖在日寇统治东北时期曾担任西安邻近九个县的“勤劳奉公队”大队长。“西安煤矿自治委员会”在矿山先后发展了三四百人，把黑手伸到矿山工会组织之中。这件事被中共县委派到矿山工作的党代表张伯良察觉到了，他及时将情况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梁湘获悉这紧急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了对策和行动方案，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全线出击，一举破获了这个反动组织，“西安煤矿自治委员会”的成员被一网打尽，罪大恶极的首犯祖光勋被镇压，一些受蒙蔽的人经过教育后释放。这次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里应外合控制西安煤矿的阴谋。

　　当时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土匪山贼，沉渣泛起。1946年春节前夕，长白山一带闹起一股会道门“红枪会”风潮。这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乘中共政权还未站稳脚跟，利用“红枪会”武装组织，下山来摘“桃子”。

　　那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西安县城突然如潮水般涌来了“红枪会”。在总坛法师王方指挥下，“红枪会”分几路把县政府机关团团围住。当时县政府机关总共不过四十人，驻有一个班兵力守卫，梁湘也住在办公室里。“红枪会”仗着人多势众，打死中共几名入伍不久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后，王方手持左轮枪，赤着上身，甚嚣尘上，高声朝着县府大院喊话，叫嚣要接收县人民政府，要求立刻交出县长梁湘，并威吓说：“如果梁湘不投降，我们攻进县府来，院里鸡犬不留！”

　　在这危急关头，只见梁湘只身出现在县府大楼二楼的阳台上，跟“红枪会”对话，他冷静地说明政策，以争取一些受蒙蔽的人，劝他们赶快撤退。一些老百姓看到这情景，无不暗暗为梁湘直冒冷汗。王方却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说：“我们的人马铜皮铁骨，刀枪不入，你识趣就赶快交出县政府，俯首就擒！”梁湘眼看反复宣传政策没多大作用，谈判已经破裂，此时又见王方领着一群人已逼近县府大院，就把手一挥，大喝一声：“开枪！”事先埋伏在县府大门后面的几名战士，霎时将手中的机关枪、七九步枪一齐打响。而早在梁湘跟“红枪会”对话的时候，县政府机关对面马路的一个班的兵力已被告知，他们这时也从“红枪会”人马的背后开火。“红枪会”两面挨枪，顿时晕头转向，进退不得，乱作一团，中弹者纷纷倒在白花花的雪地上。王方一边喊：“顶住！顶住！”一边拖着伤腿抱头鼠窜。战斗延续到上午10时许，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又从城西攻上来，终于将几千名“红枪会”击溃，他们的总坛法师王方也被我方击毙，横尸街头。

　　“铜皮铁骨，刀枪不入”的牛皮吹破了，“红枪会”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西安县委、县政府士气大振，胜仗连连，“红枪会”树倒猢狲散。国民党利用“红枪会”来接管西安县的阴谋彻底破灭了。从此，县长梁湘机智勇敢、能文能武的盛名，就在长白山麓不胫而走了。

　　到了1946年5月初，国民党大举反攻，倾巢出动，他们从关内调动部队，采用水运、空运等手段，瞬间集结了几个师的兵力，攻占了四平以后，接着又大举扑向西安县。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西安县委、县政府按照上级的指示，于1946年5月19日凌晨主动撤离县城。梁湘统率县大队向东北方撤退。

　　西安县城陷落。县城马路一根电线杆上悬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国民党在县城里遍贴布告：“谁交出梁湘的脑袋，奖10万银元！”梁湘听到此消息，淡然一笑，说道：“想不到我梁某人能这么被人赏识！”

梁迅玮

　　第7章深圳市长梁湘（7）

　　是年9月，梁湘率领的队伍到达吉林典化寻找我军正规部队。一天晚上，夜空漆黑，在路过两面峭壁的险要地带时，遇上一支穿着老百姓服装的武装力量，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起来。原来这一带有一支地方武装部队，不受国民党指挥，只听命于“家礼教派”的控制。

　　“家礼教派”的队伍强悍凶狠，若跟他们发生冲突，肯定会两败俱伤。梁湘分析了眼前的险要形势，了解到这个教派的政治态度，立即派出四名过去曾在“家礼教派”的地方呆过、会讲当地土话的战士为代表，去拜会“家礼教派”的首领，说明县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是借路经过，绝无寻衅之意。首领明白了原委之后，脸色从阴转晴，连声说：“好，好！河水不犯井水。”旋即下令教派武装后撤避让。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即将发生的血战就此和平解决，县大队安全地继续前进。尔后，在西安、通化、东丰、西丰四县中，梁湘率领着县大队，跟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游击战。

　　11月间，县大队到了典化一个名为八棵松的地方，终于找到我方正规部队保安三团。得到保安三团的护送，县大队横渡松花江。松花江河宽水急，风大浪高。队伍坐上木船过江的时候，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被打伤多人。

　　县大队到了长白山麓，这儿是大后方，没有国民党势力，比较安全平静，但供给中断了，生活十分艰难。

　　冬天早已降临人间，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多度，漫天风雪，滴水成冰。梁湘跟大家一样，穿的只是黑色棉布袄裤，头戴一顶棉帽。这么单薄的衣着，从小习惯于严寒生活的东北三省青年人还可以马马虎虎顶得过去，而南方人就难熬得住了。加上没有食物下肚，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即使有锅可揭，喝的也是玉米面糊糊。梁湘第一次喝玉米面糊闹出笑话。他看到碗里盛着黄橙橙的东西，挺好看，以为是鸡蛋炒饭。可一口吃下去，却满嘴粗糙难咽，只是饥肠辘辘，不得不硬着头皮吞下去。玉米面煮粥挺难煮熟，而县大队的战士们饿得等不了，人们拿着口盅，一个挨着一个地走向大铁锅，一人舀一碗还未煮熟的玉米面糊，用树枝作筷子扒着吃。有一次等候派饭，梁湘也站在队后，轮到给他舀时，炊事员就往梁湘手中的瓦碗里舀了满满的一碗玉米面糊，并悄声地提醒他：“面糊还很烫哩，”可是梁湘转过身来，端起饭碗就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地喝着，也顾不上烫了，他实在是饿极了。

　　四十八年后，当年的县大队武工队政委张伯良回忆这段日子时说：“记得1946年年底，到处是白茫茫的雪原，给我们行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通化附近，我病倒了，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高烧迟迟不退。为使我尽快康复，梁湘和张学科日日夜夜守护着我。当我烧得厉害时，梁湘就用毛巾泡泡冰水帮我敷在脑门上作物理降温。记得我高烧到抽筋的时候，梁湘和张学科一直在我身旁守护着，为我倒水、喂药，用湿毛巾帮我擦身子，整整忙了一夜。第二天行军，梁湘为了不让我掉队，在他自己也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还把他的马匹让给我骑，他自己坚持步行。这件事今天想起来，我仍感动不已。”

　　翌年5月，西安县第二次解放，重获新生。

　　不久，梁湘按上级部署，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了。在斗争中，梁湘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西安县的土改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当时担任西安联合中学校长的罗衡追忆说：“梁湘在东北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风平实，待人亲近，喜欢听取和讨论我所提出的工作上的问题困难，对我的工作意见甚为尊重，关心支持联中工作，对当时联中的培养目标，要求结合形势教育转变学生思想，输送干部，注意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那一年冬天来得很早，路边的树木光秃秃只剩枝干，叶子早已没有了，而我和几位教师还没有冬衣。他知道这情况，就立即批发了棉衣和其他用品给我们。最突出的一件事是，正在进入土改高潮时，贫下中农和土改工作队到我们联中来，抓地富子女的学生和教师回乡批斗改造。我将这情况向梁湘汇报，请示他该怎么办。他当即表示说：‘作为地富子女的学生和教师不同于地富分子，他们属于知识分子，要说服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学校可以不给人，他们也不能到学校来批斗。如果某人有问题，可将材料送到学校，由学校根据政策规定处理。’由于梁湘的支持，使我大胆地处置好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没犯邻县中学那种对地主子女的学生、教师进行清洗批斗的错误。这件事在联中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邻县中学一些家庭是地富的学生和教师纷纷转学到联中来，省教育厅对联中的做法也给予肯定。可是很有趣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头头却说我把联中办成‘招降纳叛、包庇地富反坏右的安乐窝’……”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因为梁湘组织带领的西安县人民支前担架队非常勇敢，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及时抢救出许多受伤的战士，上级授予他“支前模范县长”的光荣称号。

　　1948年，沈阳解放了。梁湘奉命从西安转到沈阳，参与接管工业名城沈阳市的工作，担任大西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沈阳市纺织工业行业党委书记等职务。

梁迅玮

　　第4卷深圳市长梁湘

　　第1章深圳市长梁湘（1）

　　广州入城式。叶剑英给毛泽东发电报：我们的工作要从农村转向城市。

　　梁湘回家了。祖母走了留下一座坟，母亲还在，父亲落叶归根回到羊城。梁湘上任广州市公用局长，又调任市工商局长，从局长升任市委第二书记。

　　改革开放，他渴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试行解决“吃菜难”的市场开放的改革试验。但起先未被领导理解，省委书记斥责他说：“我刚上任蔬菜就涨价，你想把我赶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一日千里。中共取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后，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直扫到了海南、台湾两个岛屿上。中共中央组织成立了南下工作团。梁湘应召调到该团的广州干部分团里去。

　　1949年10月初。南下工作团刚抵江西赣州，中共中央就任命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并为接管华南地区配备了领导班子。叶剑英刚到任，立即主持了赣州干部会议。

　　梁湘早在学生时代就仰慕叶剑英的英名，这回他参加了赣州会议。几十年后，梁湘还能清楚地讲述当时的情景：“在赣州会议上，叶帅详细地分析了我们即将去接管的广东的各方面情况，并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给我们指明了进城后的总任务、总路线和工作方法。他说：‘城市政策一是接、二是管。如何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是城市政策的基本内容’，‘管理城市的总任务是安排秩序，团结人民，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叶帅强调实行党委集体领导，高度民主、高度集中，善于预见，抓住中心，谦虚朴素，勤劳工作，和衷共济，团结会师。”

　　五天之后，即1949年10月15日，梁湘跟随南下工作团，穿粤北翁源，过新丰吕田，经从化街口，走出太平场，胜利抵达广州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市的第二天。当晚，梁湘睡在中央公园后面的国民党时期广州市政府大楼的办公桌上，翌日才搬到长堤爱群大厦八楼去。这儿，既是办公的地方，又是栖身之所。

　　面对阔别了十二年的广州市，湾湾的珠江水，莽莽的白云山，梁湘百感交集，颇有点儿“桃花依旧，人面全非”之感。心里又泛起回忆的涟漪：从广州参加革命，到了陕北延安，到了东北吉林，远离广州几千公里，想不到转一个大圈圈之后，现在又回到广州来了。

　　广州天亮了！

　　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由叶剑英兼任。朱光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协助叶剑英处理广州市日常工作。梁湘被任命为广州市公用局局长。公用局的主要任务是管电、管水、管交通道路等全市公用基础设施。梁湘一上任就带领三十八名干部，分头去接管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公共汽车公司、轮渡公司等公用事业机构。

　　第一面红旗在广州市区上空高高飘扬后，叶剑英就给党中央、毛泽东发去电报：“10月14日广州市解放了，市内灯火辉煌。”

　　不过，当时接管的广州市，只是一个烂摊子。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广州市当时的公用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全市发电机组容量只有2。7万千瓦，而且有的机组还是坏的；输电线路损坏更是严重，光是线路中损失的电量就高达55%，停电事故时常发生。有一晚，叶剑英市长在广东迎宾馆宴请苏联专家代表团，席间突然停电，只好燃点蜡烛草草把晚饭吃罢，使人大为扫兴。自来水厂的供水管道更是破烂不堪，大量漏水，流失的水量竟高达63%，而且水质混浊，经常达不到卫生标准。河南区有10多万人口根本没有自来水饮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自来水不清”，就是当年广州市公用设施的真实写照。公共交通也相应落后，全市只有200辆公共汽车，都是私营的。因为汽油紧张，市内交通濒于停顿。加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要保证广州市内的水电正常供应和交通运输畅通，谈何容易！

　　某日，叶剑英把梁湘请到办公室来。听了梁湘简明扼要的工作汇报之后，他说：“接管城市是为了管好城市。今天我们把它接过来，明天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把它管理好。要动员一切力量，战胜各种困难，保证广州市的水电供应和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梁湘很快就制定出“面向生产，面向市民，保证安全”的12字公用事业方针，动员广大职工，抢修发电机组和输电线路。梁湘带领着市公用局的干部、工人，夜以继日，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新装的电灯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并在主要的马路上安装上了水银灯。对于输水管道也重点抢修，还新装了通往河南区的29000米供水管道，使河南区4万多户居民饮上了自来水。同时，他发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想方设法改善水质，使自来水的混浊度从解放前的20-30%下降到6%以下。被国民党军队在逃离广州时炸毁的横跨珠江两岸的海珠大桥，仅仅用了两个来月时间就修复通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