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2章深圳市长梁湘（2）

　　叶剑英在庆祝广州解放一周年大会上高兴地说：“一年来的市政建设，就把广州市的面貌和生活换上了新的样子。”

　　城市生活走上正轨之后，梁湘被任命为市工商局局长。那时市工商局的任务，要担负起全市工业、交通、商业的发展和管理，国民党留下来的广州市满目疮痍，没什么像点样的工业，只有年产10万来吨的西村水泥厂；只能生产喷雾器、熟地犁等简单农具的广东钢铁机械厂，以及生产脸盆、口盅、菜碟子的益丰搪瓷厂等。梁湘担任这个工商局长，任务不轻松。到了1954年夏天，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梁湘被选为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当年冬天，又与焦林义（原中共广东省粤东区党委书记）一起，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焦林义分管工业和基建，梁湘分管计划和财经，共同协助分管经济建设的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曾志（陶铸夫人）工作，发展广州市的国民经济事业。

　　梁湘整天跟数字、规划打交道。广州市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所有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都经过梁湘的手。比如，广州钢铁厂、广州化工厂、广东拖拉机厂、广州氮肥厂、广州塑胶厂、广东罐头厂、广州第二棉纺厂、广州制药厂、广州石油化工厂等大批地方国营骨干工厂的组织兴建，以及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造纸厂、广州水泥厂、广州造船厂等等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的组织扩建。也就是说，在奠定广州工业化的根基、把广州从一个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的过程中，梁湘尽心尽力。

　　1958年春天，梁湘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不久，全国吹响大跃进的号角，梁湘到广东拖拉机厂蹲点，兼任该厂党委书记、厂长，领导全厂职工成功试制35匹马力水陆两用拖拉机，揭开了广州市可以制造拖拉机的历史新一页。

　　有一次，他带着几个人到宝安县沙头角镇内考察，看见有位香港女同胞身上穿着一件在内地还未见过的塑胶印花雨衣，色彩鲜艳，漂亮迷人。他回到广州，就把市轻工局局长请到办公室来，提出广州市要开发这种新产品，一起商量措施办法。他批准市轻工局从香港重金聘请两名技术人员来广州工作。不久，广州市的百货商店里，出现了由市轻工局试制成功的色彩迷人的聚氯乙烯男女雨衣了。

　　据当时担任市计划委员会基建处处长的方扬回忆：“梁湘贯彻市委、市政府的意图是不折不扣的，凡是曾志、焦林义决定了的重大项目，他都会带着我们到工地察看，先叫我们对工作发表看法，然后综合大家合理的意见去办。本来春节有四天假期，但往往到了年初三，梁湘就召集大家来开会，逐个检查重大项目的进度，然后率领我们到下面去跑，掌握确切的资料。他工作很认真，很少休息，我们这些人也不敢偷闲。有一年春节假期未过，他就要我把全市基建项目进度列出表格。他认为我列的表格还欠详尽，一再要我修改，我前后认真修改了十次，交卷时说，‘梁书记，这是第十一稿了。’他答道：‘你说这些干什么，办事就要认真，这是百年大计啊！’我在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梁湘与曾志、焦林义一起共事达一二十年之久，彼此尊重，协调默契。广州市广大中层干部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一亲昵的称谓——“曾、焦、梁”。曾志于1965年调离广州市工作后，人们也爱称“焦、梁”，此话包涵着对他们的信服，也反映出梁湘与曾志、焦林义是风雨同舟的挚友。

　　梁湘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勉，注意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50年代，在广州长堤、海珠桥侧的珠江河面上，常常看到一艘艘负重的小艇，艇上船民们吃力地摇着双桨，两三个小孩匍匐在艇头。这些在旧社会被贱称为“蛋家”或“蛋民”的水上居民，在沿海港湾和内河从事水上运输或渔业，“以水为业，以艇为家，随波漂泊，度日天涯”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他们千百年来过着“水流柴”的流浪生活，终年栖身于漂泊不定的小艇上，饱受风吹雨打的煎熬，喝着肮脏的河水，孩子长大了也无法上学，个中苦楚，可想而知。梁湘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在珠江河南岸滩涂的滨江路以及黄沙、如意坊等地兴建了一批房屋，组织数以万计的水上居民搬到岸上来居住。他们世世代代浮家泛宅，“抬头望星空、低首见浪涛”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了。

　　广州市这一善举，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誉，国务院拨来专款予以支持。

梁迅玮

　　第3章深圳市长梁湘（3）

　　有一次，梁湘检查工作时不经意踏进起义路内街一所古老的大屋里，没想到这大屋子竟然住着60多户人家，4000多人口。其中一户有11人，房子不过16平方米，即使只安放16块床板也不够地方容纳，只好床上架床，往高空发展，睡觉“叠罗汉”似的。梁湘看在眼里，痛在心中，泪水簌簌直下。不久，他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压缩其他开支，腾出一笔资金来兴建一批住宅，以改善老百姓的住宿条件。他说：“若不为人民着想，我们就没有资格叫人民政府了。”意见很快得到市政府“一班人”的赞同。这年秋天，在广州的西郊、南郊、东郊，一丛丛崭新简朴的住宅拔地而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缺房户优先入住。

　　1956年前，广州市区的珠江河畔，北岸筑有长堤，但河的南边只是一片河滩，河面还停泊着许多运载大粪的船艇，臭气熏天，行人掩鼻而过。梁湘指挥了改造珠江的工程，在东郊兴建污水处理厂，将珠江河面的屎艇迁移到那里停泊，又在珠江南边、修筑一条宽阔的沿江大马路，岸边栽种紫荆、大叶榕等常青树木，与北面长堤的繁华秀丽相映交辉，形成一河两岸的美景，从此，广大市民便有了一个憩息纳凉的好去处。每当夏夜，南风轻拂，树影婆娑，灯火辉煌，波光粼粼，衣香鬓影，把珠江两岸装点得更加妩媚，更加俊美。

　　员村，是60年代广州市新开发的工业区。这里，新建起广东罐头厂、广州化工厂、广州二棉厂、人造纤维厂、南海机器厂、油脂化工厂、广州氮肥厂等骨干企业，住有职工居民二三万人。但是那里既没有肉菜市场，又无百货商店，居民们买菜吃肉、理发、缝衣要跑十多里路到市区里来张罗，所以，不少职工无法安心待在工业区里，一直想着调回市区来。

　　梁湘认为，市政府要为职工生活提供方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建议在员村工业区的中心地带兴建“员村一条街”——在员村大马路两旁开设饮食店、百货店、肉菜店、理发店、服装店、电影院等设施，在街的尽头处，再建一个森林公园。市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1965年，“员村一条街”落成了，很受员村工业区居民的欢迎。

　　梁湘是一头快牛，哪里困难就被派到哪里去。

　　因为天灾、人祸，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广州市也不例外，不仅副食品奇缺，而且粮食也紧张，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月供大米工人三十多斤，机关干部不到三十斤，人们普遍吃不饱，一些人得了水肿病。领导提出“瓜菜代”的口号，每天要求给每个市民最低限度供应一斤蔬菜。一人一天一斤瓜菜，要求本来不算高，但由于公社化之后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外县的蔬菜不能销向广州市了，广州郊区也因刮起“共产风”而挫伤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这样，连吃蔬菜也紧张起来了。

　　市委第一书记王德邀请郊区所有公社书记想办法，他说：“广州有150万人口，每天保证有200万斤蔬菜上市，我才睡得着觉啊！”他要求扩大种菜的土地面积，从12万亩增加到20万亩。公社书记们却对他说：“问题的根子在于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纯鲜牛奶卖的价钱比酱油还要便宜，但喂养奶牛的豆子没有牌价供应，价贱伤农啊！”

　　在菜市场上，蔬菜不仅数量少，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通心菜足足有一公尺长，人们把它叫做“无缝钢管”。菜心和芥兰也有80公分长。人们管它叫“菜树”。市民的吃菜问题成了活命问题。

　　梁湘欣然接受市委的重托，又转向抓蔬菜生产了。

　　梁湘头戴宽边草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衣服，天天泡在农村里，跟生产队干部及老农民促膝谈心，向他们请教发展蔬菜生产的办法。吃菜的确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梁湘开口说“蔬菜”，闭口说“蔬菜”，“蔬菜”两字成了他的第二生命，于是人们爱称梁湘为“菜书记”了。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梁湘决定采取三条举措：

　　——菜粮挂钩，菜农向政府交售多少蔬菜，政府就给菜农供应多少粮食。你想多吃粮食，就得多供蔬菜，即让菜农把种菜与自己的吃饭挂起鈎来；

　　——实行大众菜计划价格与优质细菜自由价格。即除了对白菜、菜心、芥兰、萝卜、绍菜等二十种大众化的蔬菜实行计划价格购销外，另对约占二成的韭黄、荷兰豆、辣椒、豆苗等优质细菜，允许菜农议价上市，鼓励菜农在完成计划统销的前提下，多种优质细菜，增加个人收入；

梁迅玮

　　第4章深圳市长梁湘（4）

　　——增拨农用物资，支援蔬菜生产。市政府给菜农增拨牌价的塑胶薄膜、化肥、农药、汽车、拖拉机等农用物资。

　　政府三管齐下，菜农干劲倍增。蔬菜源源上市，粗菜细菜齐全，瓜菜品种多样，每天最少也有两百万斤上市，市民吃菜不用愁了。

　　进入1963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物资丰富起来了，市民吃菜更是随心所欲，什么优质菜、细菜和返季节菜都可以买到。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派群众武斗期间，广州市吃菜也不成问题，市民们仍能吃上鲜嫩可口的蔬菜。

　　12

　　接触过梁湘的人，都会得出梁湘为人正派直率、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对干部要求严格的印象。他看到你有毛病，就会当面严肃地指出，不讲情面。但他说过就了事，不对你抱有成见，不记老账、不整人。如果你患了病，他还会到医院里看望你，交代医生认真给你诊治。你遇到困难时，他会伸出手，帮你解决问题。

　　1954年秋天，市计委一个姓周的科长，看到下面某厂因缺乏原材料，生产受到影响，而物资部门在火车站货场上却积压了许多这类物资。于是周科长未办好手续就把这部分物资调拨给工厂，后被省物资厅发现，告到省里去，省里责成市计委处分他。梁湘主持党组会议讨论此事。有位列席会议者发言：“周科长虽然有错，但他是为了帮助基层单位解决困难，不是牟取私利，应该从轻发落。”

　　梁湘冷静地听取大家的看法，感到此君言之有理，他也认为这位周科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出了事后能对错误有一定认识，如若受到行政处分，将会在心灵上遭受很大的创伤。于是，梁湘找他进行交谈，平心静气地跟他分析错误的原因，使他口服心服。梁湘又向省里说明了情由，终于使周免受处分。

　　1957年夏天炎热来得早。一场政治风波来到神州大地。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中，市计委工业处一位姓方的女青年，在大鸣大放时写了几张大字报，谈及某领导作风挺官僚，又说现在物价上涨了。后来有人指责她的言论是攻击党的领导，是散播“今不如昔”的谬论，要把她划成右派分子。在党组会议上，梁湘提出不同意见：“小方的言论虽然有点偏激，这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她原是生活在海外，受到我们党的影响，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不顾父母反对，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工作一直认真负责，她提的意见是出自好意的，不应划为右派。”

　　这位青年人终于得到保护。

　　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主宰社会、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时候，梁湘看到人们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很低，心里很焦急，不时在想方设法。此时他兼任黄埔新港建港指挥部总指挥，在建港工程中，他悄悄地搞了计件工资的试验，这一手挺灵，一下子把生产效率搞上来了。此事给市计委主任曹云屏一个启迪：干也四十一块半、不干也四十一块半的“大锅饭”可以休矣。他向梁湘建议，把黄埔建港工程中用的计件工资办法，在基建行业中加以推广。

　　梁湘笑着答道：“目前的气候，上面会点头让你推广修正主义的做法吗？你别向他人提起这个主张为好。”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梁湘家里上有古稀高堂，下有四个孩子。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时期，胃口很好，可他家里粮食短缺，吃不饱。梁湘也时常饿肚子，裤带扣眼收紧又收紧。但他从不吱声，从不叫苦，仍旧一天工作十多个钟头。有的同事偶尔给梁湘家里送来几斤番薯，几斤喂养下蛋老鸡的糠皮，他知道后就怪责家人不该收下这些东西。他还批评送东西的人说：“你们干吗搞这些小动作呀？”

　　堂堂一个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个副市长，又是一个分管农业的领导人，自己却连两餐饭也不能吃饱。对于每一个干部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1982年，广州市撤销革命委员会，要恢复设置市长，这时梁湘早已调到深圳去了，但广州市仍有许多干部提议让梁湘回广州市来当市长。

　　1968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一月风暴”中造反派夺了权，广州市委、市政府已经瘫痪。梁湘历经“油炸火烧”等一番批斗之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当了个副组长。领导全市经济工作的生产组主要领导人，是支左人员。在“左”的路线指引下，这位领导人“左”得出奇。他不懂生产经济管理的规律，却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闹出许多笑话。比如：有一次他到广州动物园巡视，看到铁笼里两只老虎正在啃着一盘牛肉，就忙把动物园主任召来训斥：“你是这么管动物的吗？生活在今天红彤彤的世界里，不仅人类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而且动物也要改造思想。这两只大虫吃牛肉，像资本家那样过生活，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要改造老虎的思想，让它吃红薯白菜去。”他还把社会繁荣与修正主义等同看待，提出要将繁华热闹的广州中山四路两旁店铺统统关闭，改作职工宿舍，以达到“闹市不闹”。

梁迅玮

　　第5章深圳市长梁湘（5）

　　这位生产组主要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要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大拼厂”，将同行业的几十家工厂，合并为三四家，以体现“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因素。

　　对于这个主张，了解生产管理的干部敢怒不敢言。谁敢斗胆去捋老虎的髭须呢？可是梁湘却不管风向，向生产组主要领导人直谏：“每个工厂早已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各有特点的产品，形成各自行之有效的管理。俗语有云‘船小好调头’，要是转产新产品，也较灵活啊。硬要人为地把几十家工厂合并成几家，势必破坏生产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恳请慎重考虑。”

　　这位主要领导人，对意见不仅听不进，而且内心对梁湘非常恼火：“你竟敢批评我，损害我的威信？”于是，在一次生产组会议上，他指桑骂槐地说：“有的走资派，虽然经过造反派的反复批斗，但仍没有触及灵魂，‘身在曹营心在汉’，虽在红色政权里工作，但对新鲜事物老是有抵触……反对大拼厂，是‘穿新鞋，走老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没几天，梁湘被戴上不适合在红色政权里工作的帽子，被撵出广州，发配到贫瘠的石灰岩地区——韶关去了。

　　梁湘在粤北山区，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1972年冬天，上级命令支左人员返回部队，地方党政由地方干部来主持工作。焦林义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将老搭档梁湘从韶关请回广州来。

　　梁湘被任命为广州市委第二书记（起初为市委常务书记），兼任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协助焦林义处理广州市党政的日常工作。因为焦林义那时又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在一段较长的日子里，主要精力放在省里的工作上，广州市的事情基本上放手让梁湘去处理了，这是后话。

　　1976年元旦刚过去，“四人帮”就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造反派头儿们，跟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头头一样，积极回应，推波助澜，在省、市革委会中催促领导干部们必须带头“批邓”。

　　在一次广州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会议上，高个子的“草头王”突然跳出来质问梁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哩！现在全国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而我们广州市却是冷冷清清，成了世外桃源，这是为什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央1号文件向全党发出的号召，你们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按兵不动，变成哑巴？你们对中央的命令是什么态度？今天，我是第三次讲话了，不批邓、不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跟最大的走资派同穿一条裤子，起码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没资格当领导！”小白脸的“兵团司令”一手抢过话筒，瞪眉突眼，咄咄逼人。

　　“……”

　　梁湘和焦林义对于这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没有“转弯子”。他们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啊！

　　梁湘私下对好友说：“从1975年初起，周恩来总理病重，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主席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以高屋建瓴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在他主持召开的各类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要搞好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各项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整个国民经济起死回生，社会秩序拨乱反正，小平同志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决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恰恰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如果要批判，既违背事理，又违背民心。可是不批嘛，‘群众代表’又念起‘组织原则’的紧箍咒……”

　　梁湘和焦林义内心充满着矛盾：批难，不批也难。他们感到很苦恼，很压抑。

　　后来，梁湘跟焦林义商量，决定采用以柔制刚的策略，就是以需要时间作好有分量的批判发言准备为道理，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今天推说后天批，本月推说下月批，实行“拖”下去的策略。

　　梁湘和焦林义都作了思想准备——大不了丢掉头上的乌纱。

　　人到无求品自高。他们经历了许多磨难，终于盼来了“春雷一声响，寰宇尽朝晖”——“四人帮”被粉碎了。

梁迅玮

　　第6章深圳市长梁湘（6）

　　改革开放了，人们翘首以待“吃菜难”的问题如何改革好？梁湘在蔬菜供应上实行“产销见面，按质论价”，这是一次大胆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试验。

　　“吃菜难”的问题已是根深蒂固的老大难了。十年浩劫的中后期，社会上还在大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广州市取消了粮菜挂钩和优质细菜不限价上市的做法，回复到菜价全部统死的老路上去。菜农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市民吃菜又紧张起来了。

　　1978年炎夏，为解决市民“吃菜难”这个“老大难”问题，梁湘召集市区五十六个肉菜市场的经理，以及郊区几十个蔬菜生产大队的书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总结经验和教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蔬菜计划生产和牌价收购，菜农收入减少，势必出现菜老品种少，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要解决‘吃菜难’，必须取消统死菜价，实行按质论价。”

　　梁湘对大家的意见颇有同感。他联想起近年来广州郊区把对农民“见猪派购”改为确定交售任务，完成任务后的生猪、三鸟可上农贸市场议价出售；市里又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到各区新开辟的市场议价，出售农副产品，结果广大农民饲养牲猪、三鸟、塘鱼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到处出现三鸟成群、肥猪满囤、鱼跃池塘的景象，农贸市场上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片兴旺活跃的景象。梁湘又联想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决定恢复私人经营的小摊、小贩、小档，市区里饮食街、海味街、服装街、家电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弥补了计划经济的不足，使市场欣欣向荣。想到这里，他拿定了主意。

　　广州市决定将蔬菜计划生产、统价统购统销的办法，改变为产销见面、按质论价。这是一件能调动菜农生产积极性，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行之有效的好事，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萌芽。

　　新办法推行的头三天，市蔬菜办公室又取消了菜价倒挂、由地方财政补贴的做法，认为它不过是居民买菜只长了两分钱的小事，故连市政府也没报告，更没考虑要向省委请示了。

　　一斤白菜从1角钱上升为1角2分钱，广大市民反映平静，他们说：“过去有钱买不到菜吃，现在只是多花几分钱，什么靓菜都能买到吃上。过去一斤豆角虽卖1角4分，但豆角长到通心、发泡才上市，能吃的只有一半，而且不好吃。现在一斤豆角虽然升到1角8分钱，但豆角幼嫩新鲜，能够吃的达九成以上，而且鲜嫩可口，价钱贵一点也值得。”

　　“一锅难炒千人菜”，也有一些市民有意见，有人给省委主要领导人写信说：“菜价又上涨了，真是‘工资稳定，物价繁荣’啊！”由于种种原因，省委领导对于蔬菜涨价的做法不作批复，广州市又重新恢复菜价倒挂补贴的办法，决定仍由地方财政支持，把每斤上升2分钱的菜价降了下来。但是，铁的事实早已作出了证明，蔬菜产销见面、按质论价的市场调节办法是一条符合经济规律，可以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举措。

　　从80年代开始，广州市民吃菜问题获得了彻底解决，依靠的法宝依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是铁面无私的。

　　1978年8月，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要广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整风——组织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吃睡都集中在越秀宾馆内，白天黑夜对着焦林义、梁湘等人大鸣大放。

　　整风本是党风教育的好形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洗手洗澡，去掉身上的灰尘，达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目的。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不久，“文化大革命”“左”的流毒还未肃清，好端端的整风成了“整人”。

　　整风会上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简报出了280期，被指名道姓批判的局以上干部有83人，其中包括了市委7位书记。当然，炮弹基本上落在焦林义、梁湘的身上。

　　梁湘被揭发跟“四人帮”关系密切，说他家是“四人帮”死党谢静宜时常出入之地；个别人又说梁湘的妻子邝辉军在国外买了一头漂亮的女人假发、假屁股、假乳房，到中南海去送给江青献媚……一个劲地要把梁湘往“四人帮”的圈子推去。

　　其实，这统统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

　　所谓谢静宜时常出入梁家之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梁湘40年代在延安党校工作时，有位同事叫谢北一，他的闺女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医生，闲暇之时到梁湘家里做客，梁湘家里人都叫她“小谢”，有时又会说及她父亲谢北一的名字。这样，就被人张冠李戴地说成谢静宜时常出入梁家了。

梁迅玮

　　第7章深圳市长梁湘（7）

　　至于邝辉军到中南海去给江青送假发、假屁股等，也是子虚乌有。因为邝辉军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未去过北京，她的工作单位都可以证明的。

　　谣言止于智者。

　　参加市委整风的干部中，大多数人是实事求是的。许多人站出来，为焦林义、梁湘讲公道话：“说他们与‘四人帮’是一伙，就应拿出真凭实据来。如果他们只是按照上头的指示做了一些错事的话，那段时间你要是在台上也免不了要这样做的。”虽然原则问题、政治问题，都是凭空猜想、无中生有，但是广州市委从第一书记到第五把手，整风过后都陆续被调离广州市。有人俏皮地称此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焦林义被调去湖南。离开广州时，许多干部听到消息，自动跑去火车站为他送行。焦林义在广州工作二十多个春秋，为广州人民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现在要离开广州了，给他送送行表示一点敬意，这有什么不对呢？

　　1980年秋天，梁湘也被派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行前，省委主要领导人跟梁湘谈话：“你一直在第一线工作，现在省委需要你到党校去深造，学完回广州更好工作。”学习也是工作需要，梁湘愉快地上路了。过了半年，梁湘学成毕业却无法再回广州继续工作。

　　稍后，对梁湘的去向传闻甚多，有的说要调他到唐山去，有的说要调到海南去，也有的说要调到天津去，可能这些地方上头都曾作过考虑。后来，是新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独具慧眼，极力举荐梁湘到深圳去试办经济特区。

　　话说回来，梁湘也说得上够倒楣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想到改革开放才开始，他就吃了头啖苦汤。整整审查了一年之后，照例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不过他依然乐观地苦笑了之，还是那句话，如今迈步从头越！

梁迅玮

　　第5卷深圳市长梁湘

　　第1章深圳市长梁湘（1）

　　世上很多改革往往是被迫发生的，包括观念的变革。

　　深圳在前进的时候，比停滞不前时面对更多难题，更多挑战。因为她清醒了。

　　不断的改革，才有不尽的活力。

　　一个城市的问题，正是这座城市的机会。

　　难怪梁湘常常说：这个关，深圳闯定了。

　　做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开荒牛困难重重。

　　梁湘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从束缚人们手脚的许多无形绳索、无形网络中挣脱出来，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干，建立适应特区经济的管理体制。

　　他到深圳不久，就提出深圳的政体，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企要分开，企业内部的事，政府不要管。政府管好立法、监督以及城市管理、治安、教育卫生等。厉行简政精兵，确定市委、市政府机关人员的编制在一百个名额之内；市委、市政府所有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在深南中路旁一座六层高的楼房之中。那时，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实际（多是踩自行车）。人员虽少，但扯皮也少，办事快捷、效率颇高，为内地的党政机关树立了好榜样。

　　1981年夏，深圳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二十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它的总建筑面积为五万多平方米。开始时是按老办法由省建工部门把任务分配给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这家公司按吃“大锅饭”的老一套，提出每平方米造价500元。深圳方面要求该公司核实一下，过了两天该公司答复说：“经过核算，每平方米造价应是550元。”深圳请求该公司把预算资料拿来看看。三天过后，该公司却说：“550元划不来，要580元。”但又不愿拿出详细账目给人家看。不到一个星期就涨了三次价。真是漫天要价，能捞则捞，反正是阿爷的，少拿是傻瓜！而且，材料供应指标以及钢筋、水泥，木材等都要深圳供应。可是，这个项目不属国家计划投资，特区哪来指标供给他们呢？

　　甲乙双方讨价还价，好一次马拉松长跑赛！

　　工地打桩机的轰隆声早已哑巴了，打桩公司也早退出了现场。工地休闲了一个多月，地上青草长得又高又绿，可马拉松赛还在继续进行，还不知道施工的公司何时方能进场。

　　这件事给梁湘知道了，他很恼火：“没有张屠夫我们便要吃带毛的猪肉？”

　　然而，想深一层，这只不过是“吃大锅饭”的历史必然。

　　他想，外国、香港的工程都是招标承包，蛇口工业区也是给专业公司承包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的“三通一平”的工程项目，效果殊佳。何尝不可以用招标的办法建楼房呢？

　　分管基建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昌仁和市建委负责人丁学宝都是搞了几十年基建工作，很有经验的老“行尊”，亦赞成招标这个办法。他们立即组织人马连夜核算“标底”，并把工程设计图纸分送给各个施工单位，请他们做预算。

　　一旦公之于众，竞争是很激烈的。有八家施工公司应招投标。经过优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标。这家公司造价相宜，每平方米只398元，而深圳测算的标底是402元。这家公司有承建大型工程的经验，工程质量有保证；工期一年半，其他公司却要两三年；装修技术有一定水平，从他们过去在武汉兴建的电子电脑站中可以证明。

　　梁湘一直注视着招标工作的进行。他很高兴一冶建设公司中标，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很有意义的尝试。他找这家公司的人来交谈，鼓励他们大胆探索，总结经验，闯出一条发展基建的新路子来。罗昌仁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反复研究，把工作安排得周密、细致，并务求一举成功。

　　一石激起千重浪。投标的消息传开，上下一片哗然。人们过去吃惯了“大锅饭”，慢条斯理，做好做赖一个样，一旦突破了旧框框，就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本来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是“大锅饭”把一些人吃懒了，吃笨了。负责分配基建任务的一些部门，感到骤然之间大权失落，就吵吵嚷嚷；一些施工单位也感到投标压力大、风险多，也啧有烦言。招标投标的铺开，阻力重重。有的人居然利用手中之权，按兵不动，大有秋后算账之势。

　　罗昌仁、丁学宝面有难色，他们还听到了上头的有关部门责难的消息。

　　在办公室里见着梁湘，他们把上上下下的一些情况说了，等着听市长的意见。

　　梁湘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我们的眼睛不仅要看到327。5平方公里，而且还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谁要阻挡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搬掉！”

梁迅玮

　　第2章深圳市长梁湘（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际商业大厦工程招标的消息传到省城，基建主管部门议论纷纭，认为“广东省的施工队伍还吃不饱，深圳却手指往外掰，把工程给了外省吃。真缺德！没有施工任务，中央的单位能拿到窝工补贴，我们省内的却要吃谷种。你梁湘知道吗？好够胆，出格了，越轨了！还说要坚持下去！”有人还把深圳工程招标的做法视作异端邪说，主张非当头一棒予以制止不可！

　　事情终归降临到梁湘头上来了。

　　已是秋深时节，菊花正黄。省里基建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来深圳特区进行检查工作。在市政府向国家建委汇报基建工作的会议上，这位省基建主管部门负责人当面对梁湘说：“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只能用于外不能用于内，目前全省基建任务吃不饱，施工单位里有许多人窝工，深圳特区的基建工程应该依靠本省的队伍来干。不能搞一刀切，将所有工程都拿去招标。”他说得有点激愤，声音分贝也提高了，“我主张一律不准港澳公司来特区承担工程设计、施工，这是主权问题……”

　　又冒出一个主权问题！

　　梁湘不只一次听到这些反对声音了，他忍无可忍。只见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捏紧拳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不管省内还是省外，反正谁省钱、谁省时、谁质优，工程就应该让谁来干。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要请省外的队伍进入特区投标，就得要请香港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的，别拿大帽子吓人嘛！”梁湘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位负责人的错误主张。

　　如果让港澳公司来特区承担工程设计、施工，也有损主权，那么坐日本的小汽车、用日本的彩色电视机，吸美国的香烟，喝法国的红酒又算什么呢？我们的主权可没那么卑贱，俯拾皆是啊！

　　这时候，一直冷静地倾听意见、坐在梁湘身旁的张百发也站起来说：“基建行业要搞活，官商要分家，深圳做法是个试验。省内能解决的当然省内来，省内解决不了的也应该欢迎外省的队伍来。”在特区改革步履维艰的日子里，张百发的话可算是“一言九鼎”似的对特区事业的仗义支援啊！

　　这场谈话虽不欢而散，但总算客客气气地结束了。然而，这场关系到“主权”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

　　特区开拓者们正顶着风雨，踩着泥泞坎坷的道路，艰难地向前走着。

　　事情依然是很复杂的，但事情总会越办越利索。因为我们在进行着的，是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改革与探索。

　　一冶建设公司的施工进度并不令人满意，工程进展缓慢，因为他们仍沿袭着老一套的施工管理办法。

　　是年初冬，该公司党委书记王秉正从武汉赶来，看到工程进度缓慢，心里很焦急。他在工棚找到深圳市基建委负责人丁学宝商量对策，两人就坐在木凳上谈了起来。

　　北风呼啸，竹子盖的工棚瑟瑟地摇响。丁学宝也早感到这是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他想起有一次陪梁湘到工地检查工作，梁湘问工地主任：“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打桩任务？”

　　“大约三个半月吧！”

　　“如果你们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深圳可以照样付给你们三个半月的工钱！”梁湘说。

　　思想多开放啊！这件事使丁学宝不能忘怀。丁学宝过去也曾推广过“一脚踢”承包建房，效率颇高。他便给王秉正出了个主意：把每个职工得到同样补贴的“大锅饭”改掉，试行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与完成任务挂钩。王秉正接受了他的意见，并立即试行。职工工作效率同经济利益一旦挂起鈎来，大家的劲头便又来了。一冶建设公司从起初二十多天盖一层楼，缩短为五天盖一层。结果只用了十六个月时间，提前两个月建成了国际商业大厦，质量达到“全优工程”标准，获得60万元人民币的超产奖金。公司盈利100万元。

　　深圳特区从1982年7月开始，把基建工程公开招标作为制度，到1985年2月已有500多项工程实行招标投标，占在建工程项目90%以上。这可节约投资15%左右，可缩短工期二至五成，并保证了质量。1983年全市全优工程中招标的占90%，这个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管理的改善，促使施工单位采用先进技术设备，而且可以减少扯皮，简化手续。

　　1981年秋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第一次视察深圳，当时就肯定了深圳基建施工实行公开招标的做法。回到北京，他又对国家建筑部门说起这件事。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筑部门纷纷来深圳了解学习。深圳特区国际商业大厦工程公开招标投标显著成功的实践，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迪：基建项目必须摒弃那种助长“胡子工程”的“大锅饭”做法，必须改用这能充分调动起建筑单位和建筑工人积极性的方法。从此，基建工程投标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梁迅玮

　　第3章深圳市长梁湘（3）

　　有人说过，马路是城市的动脉。没有马路就不成其为城市了。

　　听说日本商人来深圳考察咨询的不少，但签订合同的却不多。究其原因，乃是认为这里还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他们不仅咨询地租、劳力、技术水平，还详细测验水质、水压、电压的稳定程度，以及每月的停电、停水时间，可谓周详之极。他们感到最失望的是深圳的马路。

　　作家杨沬第一次来深圳，由新园宾馆坐车到上埗路北，坎坷崎岖的沙石道路颠簸得她差点儿吐了。可是老作家皱着眉头，依然风趣地笑道：“这里是个建设中的城市。”

　　第二次来做客时，路过宽阔平直绿荫夹道的深南大道，她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又一条长安大街！”

　　当杨沬驱车走完了深圳新建的几十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时，心情兴奋极了，她大声呼喊：“特区建成了！”老作家的欢呼确切地表达出马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珠海特区的一位负责官员看过了深圳的几十条道路后一直沉思不语，临走时他才说：“贵市党政军民可以安心了！”这无疑是一句特区行家的话。

　　他说得千真万确。马路修好了，“七通一平”搞好了，人们无须介绍，一眼就可以看出特区的雏形和规模来了。城市功能区的分布、组团区的布局等等，都显得非常清晰、有条理，气度不凡。

　　当你了解到这总面积120多万平方米、共84公里长的大马路，竟然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时，你会惊叹深圳的速度！

　　深圳的马路建得颇有现代化都市的气派。这凝聚着广大建设者的心血，包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周鼎的心血。周鼎分管开筑马路工作，颇有“夏禹治水”的拼劲。他很明白，马路通到哪儿，经济就会繁荣到哪儿。这已为无数实践所证实。记得在深圳特区初创之时，为使特区尽快发展，在对待先修建道路还是先物色外来投资者创办企业的问题上，干部中曾发生过颇为激烈的争论。周鼎支持了先修建道路的意见，并决定由他挂帅抓紧修建八卦岭工业区的道路。果然，八卦岭工业区的马路一通，港商就纷至沓来，马路两旁的空地一下子被外资企业填满了。

　　梁湘到现场看到此情况很高兴，充分肯定了周鼎的做法。于是市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来修建道路。结果路修到哪儿，哪儿就有港商来投资开工厂。周鼎尝到了这个甜头，所以他不管工作多忙，不管晚上要开会或要会见外宾内宾，会议一散，事情一了，即使这时已是夜深露重，他仍要驱车到开筑马路的工地转一转，了解工程进度，解决存在问题。看到开路工程进展畅顺后，他当晚睡觉才睡得香甜。有一回，周鼎到国外去考察十多天，某日回到深圳已是下午5时许，次日上午省政府在广州举行一个会议又指名要周鼎出席，也就是说，当晚他必须赶到广州去。按常理，这时他该先回家看看患病的女儿以及老伴，然后再上路往广州去，岂料周鼎一脚踏进文锦渡口岸，就吩咐前来迎接他的基建部门负责人，立即带他到筑路工地看看，他得亲眼看到这10多天马路已经修筑到哪儿，心里才安宁。

　　倘若你知道这一切工程国家只借给了3000万元人民币，你会怎么想呢？要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所需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老板们是一分钱也不愿意放进投资大、见效慢、收益少的基础工程的。

　　副市长甄锡培有一次调解两位港商之间的纠纷，发现他们经营商品楼宇的方式都是在特区签订合同后，便拿合同到香港银行抵押贷款；把钱投进特区后，又立即登广告“卖楼花”——预售楼宇，转手又把钱收回来。他想，我们也应该把钱用活，以解决基础工程的资金。

　　甄锡培把这想法向梁湘和周鼎说了。

　　梁湘稍作思考后，说：“中央有文件，允许特区利用银行存款余额作为流动资金使用。我正想着这个问题，要让银行学会用财之道，把死钱变成活钱。决不要学过去那些乡下地主，把钱深埋地下不用啊！”

　　“对，我们就这样干！”周鼎说完便回过头吩咐秘书：“请银行、基建和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会议室来，我要和他们商量落实此事。”

　　周鼎工作干脆利落。从1982年初开始，深圳市就向银行贷款，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土地开发。周鼎组成基础工程小组，自己直接指挥，统管起来。一个婆婆好办事。

　　有人提出非议，认为银行贷款只能用来兴办工业，不能用来搞基本建设，而用来搞基础工程就错上加错了。反正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食盐。

梁迅玮

　　第4章深圳市长梁湘（4）

　　条条块块，专款专用，井水不犯河水，从来如此。

　　省里有关部门发了通报批评深圳市的做法。

　　北京来了一位领导人，调查之后也说这是“透支”，“深圳出现财政赤字”。

　　接着北京又来了一位经济理论研究专家，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上述看法。

　　本地财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也持相同的观点。

　　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

　　梁湘听了这些意见，很冷静地考虑了一番。银行贷款是有一套制度规定，可这里是特区啊！建的是商品楼宇、商品厂房，收的是土地使用费……怎么说基础工程贷款无力偿还呢？他们其实是在怀疑发展特区的规划，是不是真的能兑现！

　　对眼前摆在桌面上的通报批评是需要认真作出回答的。

　　他对有关人员说：“你们不要怕。特区群众在银行存款的余额有3。9亿元，我们只借了2。4亿元，哪有什么赤字呢？我们贷的款，不是无限的贷，不负责任的贷，而是有把握偿还的。有借有还！你们大胆干下去，错了我负责！”

　　这个办法的实践结果很好，既解决了资金的困难，又克服了“大锅饭”工程工期长、造价高、收益慢的弊端，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开发上埗工业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贷款1800万元人民币，在完成“七通一平”的基础上，兴建第一批标准厂房得到的钱，用作第二批17栋厂房的投资，结果厂房还未全部建好，便已全部售罄。仅仅用1800万元的贷款，完成了价值一亿多元的工程。

　　这个争议绵延了两年，总算有了个眉目。1984年12月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国务院从1985年1月开始，实行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

　　梁湘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如此艰难。他时常承受着两种作用力的冲击，向前的冲力、向后的阻力都使人时时感到不安。而他在力的旋流里感到从来没有这么苦恼而又这么痛快过！

　　一位爱国的香港商界人士对梁湘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建设应该是香港的明天，而不应是香港的昨天。”

　　这是一句有启迪的话。“应该是香港的明天”，那就是说——

　　要办朝阳工业，不要办夕阳工业；

　　要引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不要接纳污染环境、设备落后的项目；

　　要多功能的、组团式的城市布局，不要单元的、群体式的老一套；

　　要建立外向型的经济，不要满足于加工组装的内销；

　　要按国际标准实行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不要满足于达到部颁标准。

　　梁湘凭着他丰富的城市建设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每次到美国、法国、日本、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访问考察，都像海绵块吸水般地把人家的长处经验吸取过来。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现代工业，是特区发展的重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黑色的轿车沿着深南大道转向北面驶去，前面是一片黄土——正在开发的处女地。

　　梧桐山上清清的涧水流进深圳河里，笔架山下流泻着一抹绿色的平原，光秃秃的山岗宛如一只只甲壳虫蛰伏在青青的草地上。荒凉的上埗岗岭金罂点点，白骨斑斑，渗透着历史的点点泪痕。

　　他站在岗顶上环视了一圈，蓝天下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散落在八卦岭、水贝、泥岗上的氮肥厂、农械厂、罐头厂……看上去厂房已是破破落落。他很清楚，几年前的深圳宝安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些喷雾器、犁头，磷肥、酱油……年总产值只有五六千万。现在，他要在这块处女地上开拓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建成以现代工业为重点，同时发展商贸、金融、科研、住宅、旅游、农牧等事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梁湘一到深圳就紧紧抓住工业这一环，规划建设九个工业区。首先开发上埗、八卦岭和水贝三个工业区。

　　上埗工业区是他亲手筹建的。这是一个电子工业区，其行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里占了一半。

　　1982年9月5日。梁湘办公室。白藤椅子上坐着工业部门的几位负责人，他们正在研讨组成上埗工业区工程指挥部的班子，以及如何开展工程建设问题。

　　会议结束时，梁湘对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兼办公室主任尚志安说：“一个星期内把牌子挂起来，办公室的人员到职工作。”

　　七天后，梁湘带着一帮人马来到上埗工业区工地。他踏上还散发着新土謦香的黄泥地，看到了新架起的几座简易竹棚，以及竹棚门口端端正正地挂起的“上埗工业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的牌子。室内地面铺着一层黄色细沙，放着几张木头桌子和几把金属折椅，陈设简朴，整洁光亮。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指挥部办公室的人仍在工地上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