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5章深圳市长梁湘（5）

　　梁湘走了一圈，回到办公室高兴地对尚志安说：“你们干得不错，旗开得胜。还要一鼓作气，赶快动工兴建标准厂房。”

　　“资金还没有着落哩！”尚志安说。他一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天空下着倾盆大雨，雨水淹没了道路，却用肩膀扛着自行车，依旧回到工地来工作。这时的他却蹙着眉头。

　　“贷款。”

　　老尚眨巴着眼睛，摊开了一双手掌说：“我去过了。银行行长说：‘我把钱借给你，你哪年哪月才能还本付息？谁作担保？’”

　　“财政局长来担保。”梁湘半认真半玩笑地答。

　　“我担保不了啊！”在座的市财政局长连忙表白。

　　梁湘站起来，瞧着老尚果断地拍板说：“那就由我作担保吧！”然后转向财政局长道：“先贷给他们50万元。”

　　可是谈何容易，贷款手续办来办去还是没有办妥，一拖再拖。

　　当时分管财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周溪舞也火了，他交待尚志安说：“你把贷款报告送来，我批速办。如仍被卡住，请你马上告诉我。”

　　由于顶头上司的催促，贷款之事才算顺利解决了。

　　入夜，上埗工业区灯火通明，电焊狐光照亮了整个星空。灯光下，那一个个像龟壳般的秃岗荒岭被推平了，露出了一大片平整的新鲜黄土。没几日，黄泥地上陆陆续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标准厂房，宛如一座神奇的城市。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上埗工业区矗立起一丛丛黄的、蓝的标准厂房、职工宿舍，以及管理大厦、仓库、餐厅、变电站和运动场等一批设施，竣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已投产的工厂有几十家，正在紧张地安装设备的也有三十多家。一个生产电子、食品、成衣、印刷、仪表仪器、纺织、塑胶、家具和机械等产品，无污染、少噪音的花园式的工业区在深圳出现了。

　　梁湘的兴趣是多元的，宛如他的工作是多元的一样。他是个政治家，又是个实业家。他有政治家的沉着敏锐和气度，也具有实业家的果断和实干精神。他每到一个陌生地方，都习惯地从政治家和实业家的角度去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元素。这些元素将组成今天或是明天的建设模式。

　　这也许可以说是梁湘思想解放的一个特点。

　　1983年夏天，梁湘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到新加坡考察。他注意到那里的电讯事业比较发达，平均2。7人就有一部电话机，还有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同世界各地的电讯联系畅通无阻。他兴致勃勃地只花了40秒钟，就与航行在南太平洋海面的一艘香港货轮“桂林”号通了电话。这给梁湘很大的启发，他想：“深圳特区与国际资本打交道，它的发展必须具有通行世界的电讯。可是，深圳的电话还处于落后状态，同香港、广州通个电话，得先经过市长途台接驳，往往要耐心等上几个钟头，真是费时误事。”回到深圳，他积极主张尽快发展特区电讯事业。他在特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特区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发展电讯事业，是完善特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客商在特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打电话询问昨晚的经济行情。电话不能拨到外面去，就等于与世隔绝！”梁湘极力主张深圳同香港大东电报局合作，添置世界一流的设备，扩建电讯大楼。这样，深圳的电讯问题就可以迎刀而解了。

　　可是老问题又来了！北京主管部门的领导不赞成，先说与外国合作办电讯事业是个涉及“主权”的问题，后来又说是个“保密”的问题，因此拖了很长时间。梁湘几次亲自找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商谈，依然铁板一块，没有结果。

　　事情胶在那里。转眼一年又过去了。

　　面对此情此景，连饱经风霜、沉着冷静的梁湘也不无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人头脑里有个传统观念，就是总要有个皇帝来管自己，否则心里就不舒服。还有些人，即使挪动一下灶君老爷的神位，也可能演出流血事件！”

　　在特区，商品意识只能一步一步地开拓出自己的路子。面临世界经济的新浪潮，这种观念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1983年春天，梧桐山上白的、红的吊钟花儿迎着旭日在春风中摇曳，宛如摇出了催春的铃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深圳视察。梁湘在汇报工作的时候，顺便提及与外国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而遇到的重重困难，感慨颇深。

　　胡耀邦听了随即笑道：“没个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来投奔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枝弹药，请你收编。林冲开始时投奔王伦，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拼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

梁迅玮

　　第6章深圳市长梁湘（6）

　　白衣秀士还不是害怕林冲投奔会吃掉了自己！

　　梁湘听了中央领导的话，信心和勇气更足了。他多次召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经过几上几下，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1983年11月，深圳特区与英国大东电报局终于签订了合作发展特区电讯事业的合同。然而，时光一晃又过去了十多个月。

　　只有挑担子的人才知道这担子的沉重，才晓得时间也有重量。

　　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特区的电讯才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84年冬，深圳市电信大厦落成，第一次引进6000门瑞典AXEIO程式控制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使深圳一跃成为全国第二个开通程式控制电话交换机的城市。1984年12月10日，市政府大楼的广场依然绿草如茵，繁花夹道。梁湘在他的办公室直接拨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只一会儿功夫，电话接通了，两人愉快地通了话。从这开始，深圳特区的电话用户，可以绕过长途台，直接拨电话号码同香港、内地和国外的亲友通话，方便极了。1985年初，深圳特区的自动电话已发展到了3万多台，平均两户人家就有1台电话。

　　深圳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城市呢？

　　梁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这个问题。在广州从事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建设，他很想把自己的经验、感慨、深情，一股脑儿地倾注在这块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考虑过城市的美感和明天。按过去的老习惯，总是喜欢把空地一律推平，房子规划得一个格式，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计划性和组织性。这就无可奈何地显出了呆板性，给人留下了如同一个单调乏味、干枯衰竭的老头子的形象。

　　他到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考察，脑子里的城市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城市的多元化、组团化、多样化、绿化、美化等等，都是同第四次产业革命、同明天的高新技术联系在一起去考虑、去布局的。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美国的城市都是石林密布、街道狭窄、空气浑浊，那就不真实了。除了纽约和芝加哥同香港中环高楼林立颇类似之外，其余城市的楼宇都不很高。特别是华盛顿，环境优雅，风景秀丽，处处绿草如茵，鲜花绽开，宏伟的建筑物掩映在绿荫丛里，鸽子、麻雀、喜鹊无忧无虑地在草地上，在枝叶间啁啾，跳跃，甚而在白宫院内也可以见到几只松鼠在跳动中不时地闪着眼睛向游客张望。他们注意因地制宜，依照地形来设计建筑，因此城市大都连绵起伏，高低错落，或依山傍海，草地也顺着地形波浪式地四面延伸，很有特色，给人以美感。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也别具风采，很注意环境的绿化和美化。东海岸道两旁铺上几十米宽的青草坪或灌木丛，望去一片葱茏。高耸的楼宇外型别致，千姿百态，争妍斗艳，相映生辉。

　　梁湘极力主张把深圳特区建成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城市。他讨厌那种把楼房一律造成火柴盒式的统一格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把房子统统建成一个模式，那么小孩子放学回家可能找不到家门，外来的旅客也可能认不出自己下榻的地方。”

　　“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我们把地面一律推平的做法不妥，建筑设计也较单调。有的地方高层建筑过于集中，绿化面积太少。今后新区开发要因地制宜，建筑物的外型要多样多元，多姿多彩，特别是大型建筑要独具风格。既要有中国民族的传统特色，又要吸收外国建筑艺术的精粹。”

　　在梁湘的倡议下，特区计划兴建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中心等八大文化科学体育设施都设计成新颖、美观、独具一格的建筑。深圳的建筑物有中国传统的飞合流丹、雕梁画栋、亭台楼阁、连廊园林，又有西式的顶端镶嵌橙黄琉璃瓦边裙的别墅，各领风骚，多姿多彩。东湖宾馆的玲珑别致，石岩湖度假村的优雅明净，香蜜湖度假村的富丽堂皇，银湖度假村的清幽飘逸，深圳湾大酒店的坦荡舒畅，无一不给人们以艺术享受般的美感。

　　梁湘设想的深圳城市模式是动人的：建设九个现代化的工业区；兴建黄田国际机场；修筑深圳至广州的高速公路；在西面的妈湾、东面的盐田各建一个深水港口；加快广深铁路复线和电气化火车工程的建成，形成一个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的网路。他还要把马路修得宽阔笔直，主干道两旁各留出30-50公尺宽的绿化带，十字路口的四面不搞建筑，栽上花草，保证道路的畅通美观。清早朝霞斑斓，入夜灯花璀璨。

梁迅玮

　　第7章深圳市长梁湘（7）

　　他正在打开深圳这个宽大的窗口，让清新的南风悠悠地吹进屋子里来。

　　有人说深圳的干部队伍挺复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口操各个地方语言，鸡同鸭讲。这倒不如说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集全国精英于一堂。

　　有人说梁湘精于算计，智力投资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到外地去招聘人才了。这倒不如说梁湘懂得人才学，把有识之士都吸引过来。

　　记不得哪个哲人说过：人才乃兴邦安国之所系。

　　梁湘到深圳上任不久，褒贬有之，不足为怪。说得较多的倒是用人的事。贬之者曰：梁湘要从广州调一百多名处级以上干部到深圳来，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抱怨省城和外地来的干部多了，一把交椅有几个人等着坐。此说确关乎“兴邦安国之所系”。梁湘知道了，一点也不避嫌，半开玩笑地说：“我怕省城不放人来，那怎么办？得派人到全国去请。深圳特区要跟国际资本打交道，光靠我们这里几个卷起裤脚、打赤脚板的人能搞得好特区吗？”

　　话听起来有点刻薄，却是异常中肯。深圳市的前身是个三类小县，各方面的人才都比较缺乏。1979年这里仅有两名建筑工程师，懂得现代先进技术的更是凤毛麟角。创建特区之后，百业待兴，世界先进技术陆续引进，国际来往交流也日渐频繁。与国际资本打交道，人才缺乏真是寸步难行。梁湘曾请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市委常委刘波，专程赴省城广州汇报求助。刘波却碰了钉子，一位领导人回答：“一个干部也不给！”后经刘波反反复复做工作，求爷爷，求奶奶，口水也说干了，人家才同意放几个干部来。梁湘很生气，将刘波“剋”了一顿，并连夜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寻找出路。他思考再三，不怪天，不怪地，不怪人家无情义，只怪组织人事的老体制。

　　此时全国各地仍然沿袭过去的干部分配制度。梁湘觉得这种由上头分配下来的干部体制，无法适应特区建设的飞速发展。会议定出七条“招兵买马”吸引人才来深圳的措施：户口，只要全家迁来深圳，即使家属是农村户口，也可进入深圳户籍；家属没有职业的，深圳可以安排工作、住房；工程师可分到一厅两房住宅，高级工程师可住上一厅三房；工资，高于广州，低于香港；聘用期满留去自由……会议还决定，再派刘波到北京去向中央组织部求援，请求允许深圳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聘人才。

　　梁湘又给中组部陈野萍副部长挂了电话，力陈己见。很快便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支持，同意深圳市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沈阳、长沙等十二座大城市公开招聘人才。《北京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深圳特区招聘干部简章。深圳招聘的主要对象是建筑、建材、纺织、化工、轻工、机械、食品、财经、金融、园林、医疗、外语、新闻、广播、政法等方面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凡年龄在45岁以下，身体健康，经得所在单位同意者，均可前来应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有关公开招聘人才的新闻消息。有如一声春雷响彻大地。不到半个月，招聘小组接待了7000余人，其中正式报名应聘的有3100多人，内有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著名演员等等。招聘小组经过考核，初步审定聘用356人。

　　暮春三月，北京仍是春寒料峭。梁湘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住在京西宾馆。他作为深圳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当然是惹人注目。人家都想了解一下特区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记者来访也比较频繁。看见梁湘疲于应付的样子，人们开玩笑说：“你成了全国的新闻人物了！”他只微微一笑：“衷心感谢新闻传媒宣传特区，支持特区。”梁湘心里明白，全国人民是在关心着特区。

　　在晚上的休会时间，他匆忙吃完饭便驱车前往中组部招待所赶去。特区招聘工作小组在那儿下榻。他同工作组的人士研究如何做好招聘工作，有时还亲自与应聘人员促膝谈心。因为梁湘认为招聘干部“要讲求质量，宁缺毋滥”，要防止招来“南郭先生”。

　　这几年，特区人事部门通过考试、择优选调，招揽了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又对原来的干部队伍通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民主选举、组织聘用相结合的办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大胆提拔和使用了一批优秀人才，充实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1983年同1979年比较，在全市干部中，有大专文化程度者的比例由原来8。7%上升到21%，工程师从2人增到732人，另有高级工程师41人，助理工程师665人，深圳设计院能自行设计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此外，全国45家知名的工程设计院都在特区设有分院。

梁迅玮

　　第8章深圳市长梁湘（8）

　　仅1985年，深圳特区就从全国各地招聘了近1万名干部。人才奇缺的瓶颈之忧得到了缓解。

　　社会反映强烈：“梁湘在宏观方面考虑特区建设很有头脑，很有魄力！”

　　当你了解这些投奔深圳的有识之士有的是因学非所用，有的是因原单位安排不当，有的是因怀才不遇，更多的是抱着可以放开手脚做一番事业的愿望而来的，你就会从心底赞成支持梁湘广揽人才、公开招聘之举，也会理解他的主张所包含的重大社会意义。

　　梁湘踏实冷静，埋头苦干的精神，宛如闪光的金子。他的政治家的胸怀气度，使这块金子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他很赞赏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过的一句话：“对内手拉手。”他想，有了内地作后盾，有了全国的支援，经济特区就会如虎添翼，加速发展。

　　公开招聘人才是一例，开展内联企业又是一例。

　　办特区要“外引内联”。有的人对外引很积极，对内联就冷淡了，生怕人家把钱赚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主张自己“单干”。

　　君不见当年的深圳肉菜市场上空空如也，寒酸得捉襟见肘。青菜昂贵，鸡蛋、肉、鱼奇缺，吃块豆腐也十分艰难。街上小馆子、理发店寥寥可数。旅客来往，露宿车站，在旅店大厅里睡散铺的屡见不鲜……许许多多的事情使梁湘感到如芒刺背，深圳不仅人才稀少，物质也很匮乏啊！必须尽快解决。

　　他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周鼎主持全市内联工作会议，认真切实地做好“手拉手”的工作。周鼎是个工业老手，对经营管理工作颇有经验，他反复向干部说明道理：“特区与内地联合办企业，有利于加快特区建设，有利于吸收、消化、转移先进技术，为内地的四化建设服务。”周鼎还代表市政府宣布：“内联企业土地使用费比外资企业低30%，利润中的外汇分成可多20%，非轮换人员户口经批准可转入特区，生产资料、先进设备，零配件进口可以免税……”

　　这一来，省内省外的企业纷至沓来，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运到，内联企业发展得如雨后春笋。转瞬之间，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到1984年，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等与深圳联合办的企业共650多家，其中不少是骨干大型企业，对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组成了一个规模广阔的贸工科农的网络。

　　近年来，香港人在周末很喜欢来深圳游玩，说是“趁墟”去。他们兴致勃勃地逛市场，采购在香港不容易买到的，或者价钱较贵的内地生产的土特产。这些独具风格的东西，绝大部分是由内联的公司商店销售。

　　香港人在周末假日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喧喧闹闹地来深圳“趁墟”，久而久之成了特区一景呢！

　　谈到梁湘贯彻“对内手拉手”的思想，还要讲讲他推行“集资建楼”这一新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开始酝酿向内地筹借资金兴建“中国第一高楼”。梁湘接任后，更是全力支持这幢深圳地标性的大厦上马，并把它定名为“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楼层由38层增高为53层，高出地面160米。他邀请了全国务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相聚于翠竹依依的深圳竹园宾馆。面对满座贵宾，梁湘举杯相约：“一楼何奇之有，胆敢劳顿大驾，把诸位千里迢迢请来深圳。这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一株梅花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深圳经济特区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国贸大厦要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深的窗口。我衷心冀望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沿框上一个窗口。所以深圳市政府决定把原计划建三十八层的大厦改为五十三层，让它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一块阵地，成为友谊之楼，彩虹之楼。”梁湘越讲越兴奋，黝黑的脸膛更加绯红，他呷了一口茶水，率直坦诚地说下去：“既然此楼属于大家的，建楼也是大家的事。深圳不怕亮丑，建这幢大厦不够钱，得靠大家出钱帮助。说白了，今天把各位请来，四个字——‘集资建楼’。”

　　“我们投了资，大厦给我使用多少年呢？”某省负责人抢先问梁湘。

　　“三十年。这是深圳给贵省投资的利息。”

　　“请问要出多少钱呢？”一位胖呼呼的男士又发问。

　　“面积大多出，面积少少出。”梁湘笑着答。

　　“钱怎样交法？”

　　“预付四成，余下的六成分若干期付。”梁湘从容地答。

　　“交给我们的是座什么模样的楼房？”有人又问。

梁迅玮

　　第9章深圳市长梁湘（9）

　　一直站在梁湘身旁的副市长罗昌仁回答道：“各位尽可放心。这座大厦的建筑和设备都要达到现今世界水平。楼高160米，是目前全国最高的楼宇，最高层是旋转餐厅，最低层是停车场，总建筑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它不但是一座办公大楼，而且也是一座综合性的商贸中心——符合目前世界建筑的趋向。在这座高楼里，你可以用作办公、谈生意、餐饮、娱乐、消闲、住宿……”

　　梁湘连忙接过话茬：“像吉林的人参，苏州的刺绣，北京同仁堂的中药，上海的电子轻工产品，东北的机械，湖南的有色金属……都可以拿来展销嘛。这里将是一个万商云集的国际贸易中心……”

　　不久，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预付楼款，终于聚集起来了。1982年5月，国贸中心在舞狮鸣炮，笑语欢声之中破土动工了。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这座大厦，采用世界先进的“滑模”工艺，开创了三天建一层1350平方公尺楼面的新纪录，书写了当代中国建筑史的不朽篇章。在封顶仪式上，梁湘市长铲下了最后一锹封顶的水泥砂浆后，就宣告英雄的建设者们，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座巍峨大厦建造起来了。从此“深圳速度”传遍华夏大地。

　　内联企业的发展，又吸引了外资进入深圳。前来特区投资的客商，由仅香港一个地区，发展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者由中小客商，发展到大财团和跨国公司；投资额由几万港元，发展到数亿巨额；投资项目由搞简单的“三来一补”，发展到中外合资、客商独资兴办大型的综合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外引内联创出了世界经济特区的新模式。

　　1982年初冬，深圳布吉河畔，陆续驶过一百多列军车，两千多节车皮，带着北国的寒峭，捎着蒙蒙的冷雨，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干部战士，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行李，南下深圳，奏响了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乐章。有人说他们是“南下大军”。

　　原来梁湘考虑到特区建设百业待兴，基建施工任务很重，而特区基建力量有限，经过仔细思考，又与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多次磋商，决定接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拥有2万人马的某部，从内地调入深圳特区，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承担基建工程。这支基建工程兵队伍，成了当时深圳特区建设的生力军。

　　先说说这基建工程兵的历史。

　　基建工程兵是60年代，国家为了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和骨干企业的正常投产，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组建的。

　　从1966年至1982年，这支队伍由五六万人发展到50多万人，参加了国家黄金、钢铁、煤炭、水电、交通和核工业等重点工程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8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部队归口改编为地方施工企业。

　　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部分领导，考虑到深圳缺乏基建施工队伍，想请求国务院调拨部分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来参加经济特区建设。

　　可是，“好事多磨”。商调基建工程兵调来深圳，颇费一番周折。

　　基建工程兵要撤销，几十万人待安置，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得知广东的改革开放要先行一步，要试办经济特区，基建工程热起来，便派出副参谋长徐馨来到广东联系，希望广东能接纳一部分工程兵。

　　大军南下，可不是小事。省政府领导中有同意接和不同意接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广东基建虽有起色，但连自己的施工队伍仍没吃得饱，哪有余粮去周济别人！要是工程兵来了，等于一碗米饭分给两个人吃！

　　“你深圳特区刚刚诞生，一下子便想接收两万工程兵，这副重担，一两岁的孩子能挑得起吗？”

　　省里也有领导欢迎工程兵进粤，他们认为：“不能囿于小山头的利益，以长远来看，让工程兵进来，对广东基建工作有利无害。”

　　徐馨来转而和深圳联系，深圳特区领导层也是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接纳工程兵，认为他们有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让他们进入深圳，将对特区基建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特区百业待兴，极需壮大基建施工力量；也有一些领导人心存疑虑：深圳毗邻港澳，是个敏感地带，一举一动都会对港澳产生影响。几万名身穿军装的工程兵涌到深圳，香港澳门定会有人说：“深圳突然来了几万解放军，不知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毕竟对港澳的稳定和繁荣有负面影响。

梁迅玮

　　第10章1深圳市长梁湘（10）

　　具体到省基建部门，有的领导人也不主张工程兵来深圳。理由很充足：广东不缺建筑方面的劳动力，深圳要多少基建队伍，省建委可以给深圳安排。

　　工程兵来粤的代表徐馨来出师不利，有些沮丧，不想再低三下四去求人，便打道回府，返回北京了。

　　梁湘对此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此时他想起了主管基建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

　　在梁湘眼里，舒成友是位基建工作的老行尊，做事稳重可靠，他的看法值得决策时参考。

　　梁湘又想起不久前，广深铁路的罗湖段，与马路平面交叉，每遇到列车经过，路过的汽车就会排长龙，马路堵塞，影响市内交通。有人建议将轨道适当提高改作高架桥式，车辆行人从桥下孔道通过以解决“塞车”问题。规划部门有些技术人员不大同意，认为搞高架桥不安全，列车上坡下坡容易出事故，主张搞“大立交。”可是搞“大立交”投资要比搞高架桥高出3倍。哪个方案为佳呢？梁湘为此特别咨询了舒成友。

　　舒成友对梁湘说：“我讲句实在话，这个技术问题我也闹不清。不过，几年前我在广州参加修建具有铁路和公路功能的珠江大桥，为了解决桥下能通过大小船只，铁路上层还有一层公路桥，因为坡度大，是采取延伸大桥两端引桥的办法来处理的，这里面的系数和计算办法我亦搞不清。罗湖这段铁路，南北两端延伸引线的余地很大，中间通车行人的孔道路面适当提升一点，铁路路面适当降低一点，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广州铁路局有位姓卓的总工程师，是广州铁路局技术权威，又是铁道部技术专家，可以请教他。”于是，舒成友把卓总工请到深圳来。卓总工察看了罗湖路段的地势和设计方案后，当面向梁湘表示：罗湖路段搞高架桥没问题！

　　梁湘听了技术专家的意见，便下了决心把“平交”改作高架桥了。高架桥建成后，不仅解决“塞车”问题，列车上坡下坡也没出问题，却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想到这里，梁湘就这次接不接收工程兵的问题又来征求舒成友的意见了。

　　梁湘问：“这两万工程兵，你的看法怎样？该接不该接？”

　　“应该接！”舒成友明确地说。

　　“你的根据是什么？”

　　舒成友提出三点理由：

　　第一，特区建设的需要。原宝安县的建筑公司只有500余人，经过1978年和1979年两次大外逃后，现只剩下300人左右，年青的技术好的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特区要培养自己的建筑队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省外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基建队伍，开始进入深圳了。不过，这些队伍都是“飞鸽牌”。有钱赚便留下来干，赚钱少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深圳要有自己的基本力量才行！

　　第三，工程兵有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等优良传统，底子很不错。

　　舒成友还主动提出：“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我熟悉。原来是湖北洪湖赤卫队领导人，曾经担任过我的团长，是李先念的老部下。”

　　“好吧，我写个纸条，你到北京去，代表我向李司令员汇报省市领导的两种意见，看看李司令员有何主张？”

　　梁湘从抽屉里取出信笺，流畅地写到：

　　李司令员：

　　您好！关于两万工程兵进深的事，省市都有两种意见。今派我市抓基建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来向您汇报。您是他的老领导，有什么高见，请给他谈谈吧，我们将认真听取您的意见。

　　梁湘6月18日

　　梁湘还嘱咐舒成友：“你去北京的事，不要告知别人，免得节外生枝。”

　　舒成友到了北京，起初住进粮食大街一家招待所里。李司令员知道后对他说：“小舒，不用住宾馆，我家里有地方，你就挪到我家里来住好了，谈话也方便。”

　　李人林司令员找来政治部主任张广生，副参谋长徐馨来一起听取舒成友的汇报，细心地向舒成友打听了深圳市的现状、建筑队伍、生活水平和市场物价，以及港澳舆论等情况。彼此交换意见。大家都郑重其事，足足谈了两天半。

　　舒成友满怀兴奋之情飞回深圳，带回李人林司令员给梁湘一封信，并向梁湘汇报与李人林司令员等人会谈的情况，把他们的看法归纳为几条意见：

　　第一，工程兵基础好。60年代“工改兵”（即由地方建筑公司改编为工程兵）时，年纪较大、技术较差的人，都退给地方了。年纪轻、技术好、表现好的才转到部队来。除了“工改兵”这部分人外，其余都是义务兵，也是经过政治审查，年纪轻、身体好。所以，这支队伍身体、技术等基础都比较好。

梁迅玮

　　第11章1深圳市长梁湘（11）

　　第二，工程兵素质高。这批年轻人到了部队，经过严格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等系统教育，政治素质比地方的民工强多了。

　　第三，这支施工队伍，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只需一两个施工项目的锻炼，便可以成为技术熟练、实力雄厚、突击性强的城市基本建设队伍。

　　舒成友还说到一点，谁听了都会动心：工程兵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它拥有各类技术干部1088人，设备总值5161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原值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工程兵转业来深圳，也把这些财富无偿地带来深圳……

　　舒成友的汇报令梁湘听得神采飞扬，见舒成友停了口，意犹未尽地追问：“还有吗？”

　　舒成友迟疑了一会儿，笑笑：“还有……副参谋长徐馨来讲了一句开玩笑的话，我听了心里很有触动。”

　　“副参谋长讲了什么，你说说给我听听，什么话都无妨。”梁湘笑道。他心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使是与自己相左的难以入耳的话语，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有胸怀、有气量去冷静听之；言之成理又可实现的，更应接纳。

　　“书记爱听，我就直说。徐副参谋长说：‘老舒呀，这是李司令员养的一个闺女，养了十八个年头，现在长得漂亮活泼，聪明伶俐，要出嫁了。这批财富是李司令员给闺女陪嫁的嫁妆。这么样的一门亲事，你们深圳还不想要，是什么人当家呀？’”

　　梁湘听到舒成友这番传话，脸色泛红了，笑着说：“说得有道理呀！应该说，这真是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

　　过了几天，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湘介绍了舒成友北京之行的情况，市领导们又一次对两万工程兵转业来深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集体一番磋商，同意接纳工程兵到深圳的占大多数。梁湘环顾会场问道：“还有什么意见？”

　　会场静下来，没有人再提异议。梁湘便果断地拍板：“接！我们还是接下来好！尽快往北京送报告。”

　　1982年11月18日，市委，市政府举行两万基建工程兵转业来深的庆祝大会。梁湘热情洋溢地说：“基建工程兵部队胜利完成了调遣改编任务。从今天起，正式成为深圳市的建筑施工企业了。深圳基建队伍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这是特区建设的一件大事！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指战员，决心扎根深圳，立志为建设特区献身立功，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

　　会场上掌声雷动。

　　为了避免引起港澳一些人士的敏感反应，两万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特区时，一律不携带武器，全部改穿便服。

　　有了舒成友的牵线搭桥，终于玉成好事！

　　1982年腊月开始，基建工程兵两个整师的人员，包括七个团，两个支队司令部，一个医院等，共两万余人，以及有条件的随军家属6000人，改编为深圳市属第一、二、三、四、五建筑工程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和市基建职工医院（华强医院前身）。

　　两万基建工程兵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人生之旅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常常历经坎坷，饱受悲欢。两万工程兵的到来，如何在特区这片开放的热土上生存和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谱写出一曲激昂奋进的交响乐章！

　　万事起头难。眼下是深圳特区初创阶段，条件差。改编后的两万基建工程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住问题。虽然市政府先后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正规的住房和生活用水，一时无法解决，只好在深圳湾畔的竹子林和白沙岭一带，漫山遍野用芦竹、油毛毡等搭盖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暂且安顿下来。战士们戏称他们居住在“竹林宾馆”。

　　污水处理厂工地住了一个团的人。住地太小，很多人只能住在稻田、沼泽地临时搭起的棚子里。白天，棚里暑气蒸人；夜晚，蚊虫咬人，棚子周围蛙声四起。遇到大雨，一觉醒来，鞋子、脸盆等随雨水漂走，“人在床上睡，水往床下流”。

　　他们都是北方人，对南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一时难以适应，曾闹出了许多笑话。翌年9月8日、9日，风力9级、阵风12级的台风正面吹袭深圳市时，把他们的所有住棚刮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

　　接下来的困难是生产任务不足。此时，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推行了工程招标、投标的做法，实行了市场竞争机制。如何改换观念，适应市场竞争机制，对两万工程兵是个严峻考验。

　　工程兵历来是干指令性工程，缺少竞争意识，对投标很不适应，中标率甚低。有时只好等待别的施工队接到工程后，从人家的指缝中领点活干，相当一部分人窝工。有个时期，七成人员没活干，近15000人等工。许多人只好停薪留职回家，或是临时去干些理发、挖砂、修自行车、卖雪条的活儿来维持生计。6000户家属大部分人没固定工作做，有些人不得已地去捡破烂卖，或去捡烂菜帮补勉强度日。

梁迅玮

　　第12章深圳市长梁湘（12）

　　两万基建工程兵来到涌动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南海之滨，被卷进洪波巨浪里去，喝上了几口又咸又苦的海水，真够呛！

　　基建工程兵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后，面临如此困境，舒成友睡不安寝，食不知味。是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感到有责任帮助工程兵渡过难关啊！工程招标投标刚开步走，市政府还允许3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可以议标，不用招标。舒成友就主张市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济“燃眉之急”。

　　个别领导不赞成，说：“一切工程必须通过招标投标。在改革面前，人人平等，竞争能促进步。让他们自我游泳吧！不会游水的人，到了河里，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游泳了。”

　　说起来也凑巧，一天早上，梁湘在市委大院门前碰见舒成友，问及基建工程兵的近况，舒成友只好依实直说，对于如何帮助工程兵摆脱困境，也说了自己的见解。梁湘神情专注听过后，认真地对舒成友说：“你讲的也是道理，工程搞招标投标，确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不过，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基建工程兵刚刚步入特区，人生路不熟，一时未能适应环境，我们有责任扶他们上马送一程！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定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抛给他一个充气水泡。”

　　有了梁湘这句话，舒成友便代表市委、市政府，大胆地给工程兵以大力扶持：将二线工程中5公里公路拨给他们建造，又把罗湖联检大楼、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和联检楼等工程中的一部分活儿调给他们承担，并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定要有经验的工程师管理项目，工程质量和用料依照规范，每隔十天报告一次进度；还派出人员到工地检查质量和进度。

　　不久，梁湘又主持会议，研究市里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扶助工程兵渡过难关，决定给基建工程兵五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又划拨了150万平方米的土地给他们开发建设。

　　经过一段日子的痛苦徘徊，可敬的工程兵敢于承认不足，勇于面对现实，艰苦拼博，迎接挑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怨天，不怨地，自己一定要争气！”

　　他们不断改革创新，率先在全国建筑行业中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包括搞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地盘管理，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双文明承包制，全员抵押承包制，从资产承包制发展到股份制、控股公司。

　　他们又简政放权，压缩非生产人员，建立和健全质量、安全、财务等规章制度。他们办起了几十间三来一补的工厂，在集中力量搞好主业的同时，利用副业安置富余劳动力，使6000多户家属得到就业。

　　他们由几个建筑施工公司发展为包括城建、物业、深华、东部、鹏基、天健、长城、振业在内的八大集团公司，成为深圳特区的支柱企业。

　　1983年以来，他们承担了特区建设约1/3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市建筑施工的主力之一，仅城建集团公司完成的施工面积就达1250万平方米，深圳十八层以上的高层楼宇有一半是他们建成的。

　　工程兵毕竟是工程兵，市里凡是又脏又累的工程，比如布吉河淤塞的整治，新园宾馆东面的臭水沟覆盖改作马路等等艰苦的工程，都由他们承担。

　　工程兵在特区经济大潮中，奋力搏击，书写了一页页新的历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建筑行业排名的前五名中，这支队伍就占了三名，为深圳赢得了荣誉。这支队伍一年为国家创造了60-7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缴税数亿元，纯利润10亿元左右。他们还为深圳市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人才，仅局级干部就有20多人，公司经理100多人。

　　工程兵以实践和汗水谱写了特区建设的历史，也谱写了新的生活乐章。如今，职工收入可观，早已告别了草棚茅舍，住进了崭新明亮的楼房，单身职工也分得30-40平方米面积的公寓房间。子女人学、就医等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一切，内地是难以比肩的。整个基建工程兵种改编到全国各地的人员之中，要数在深圳的两万人收入最高，家属就业最多，住房等生活条件最好了。

　　当年那些对两万工程兵来深圳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人们，也早已改变了看法。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有着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两万人，在艰辛磨难中站稳脚跟，奋起拼搏，开拓创新，勇敢地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呛了几口咸水，逐步学会了游泳，终于成长为矫健的弄潮儿。

梁迅玮

　　第13章深圳市长梁湘（13）

　　带兵的人最爱兵。李人林司令员看到“闺女”确是有了个好“婆家”十分欣慰！

　　看着这支奋力向前的队伍，梁湘和舒成友等负责人都喜上眉梢，不再愁锁心头了！

　　80年代的初中期，是特区建设举步维艰的时刻，梁湘经受着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也许是工作的繁重，精神的压力，生活节奏的急促，梁湘感到身体有点不适。然而，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盛夏，南风带着热气吹进屋子里。妻子催促他到医院检查。她了解丈夫，要是能走动，他是绝不会躺在牀上的，何况他身体向来结实。在延安时他就是篮球队长。在广州工作时，他经常到游泳池游泳。来到这里也经常到街上散步。为防患于未然，她劝丈夫还是到医院走一趟。

　　检查的结果，左胸有个肿块。

　　1981年8月，他住进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里。医生会诊后一定要他割掉左胸上的这个疙瘩，免除后患。

　　梁湘生平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手术室，静静地躺在铺着白布的手术枱上，听从医生的命令。

　　经过手术，割下来的是一个脂肪瘤，真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手术后胸口还隐隐作痛，医生要他安心静养一段时间，以恢复体质。

　　桌上的时钟一分一分地走着，墙上的日历已撕下了几页。这是手术后的第四天了。胸脯上的刀口还在疼痛，医生嘱咐他要静卧。但他在病榻上躺不住，他的思想早已飞回深圳，惦念着的事情使他心头感到一阵阵的火热：

　　罗湖小区“七通一平”的施工；防洪工程要赶在汛期前面竣工；特区内乱建私房的制止；兴建小梅沙旅游中心与港商的洽淡；深圳蚊子南头苍蝇的扑灭；市场上蔬菜的供应；还有使人感到头痛的对特区改革开放政策责难、干扰的压力……

　　他想，来特区已有一段日子，自己做了些什么呢？日日夜夜地忙得不亦乐乎。置身在这样一个旋转的、多层的、双向的、彩色的资讯网络里，仿佛生命的流动从没有过如此欢腾，如此精神焕发。然而，当他默默地躺在清幽的病房里，静下心来思索的时候，又怅然觉得自己没做过什么，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且还远远没有做好。何况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建立，交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兴建、高新技术的开发……这些都是一个关系到特区兴衰存亡的战略部署，不就等着市委、市政府来策划吗？这里面有愿望，有基础，有可行性，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因素。但无论如何，困难再多也要逆流而上了。

　　他越是有充分的时间潜心思索回顾，就越感到时间的可贵。床头放着那本《第三次浪潮》，蓝色的封面跳跃着一朵朵浪花，渐渐地汇合成一股汹涌的浪潮，在他胸膛里翻腾，在他的左胸的刀口上碰撞，使他感到一阵心灵的震憾……

　　清早，东方天际现出一片鱼肚白。

　　他终于说服了医生，手术伤口的药线还未来得及拆掉，就一溜烟地回到深圳。他那魁梧的身影又出现在市委大院子里。

　　迎着晨光，踩着凉凉的露水，他步出鸟儿们还在茂密枝头上吱吱啁啁地欢叫的新园招待所，沿着那条弯曲的小路来到南塘肉菜市场。他顺着摆在路旁的摊挡，询问肉类，蔬菜的价钱。摊挡上的蔬菜品种寥寥可数，不外是冬瓜，白菜、土豆、椰菜、通心菜等大众菜，价钱也比较昂贵，一斤白菜要花l角5分钱，他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一上班，他就找市果菜公司和财贸部门有关领导到办公室来，同他们研究如何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个菜源不足，供不应求。梁湘在广州当过蔬菜书记，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当务之急还是以内联解决问题，先从邻近的东莞、惠阳等地调运一些蔬菜应急，又扩大本市腐竹、豆芽、豆腐等豆制品的生产能力，同时聘请广州郊区等地的菜农到特区种菜。这样，蔬菜的来源和渠道通了，品种增多了，菜价也逐渐降下来了。

　　有一回，梁湘陪同外宾参观市容。路过市邮政局门口，看到香港过来投寄包裹的人很多，麻麻密密，排着长龙，一直拥到马路边。他打听了一下，全市只有这一个狭小的邮寄包裹的地方，这当然适应不了城市的高速发展。他找邮政局的负责人谈，对方苦着脸为难地说：“没有地方啊！”

　　“只要你肯开动脑筋，迈开两腿，地方就会出现在你跟前！”梁湘有点不高兴了，但仍把声调压低说。

　　好几天过去了，梁湘心里仍然惦记着这件事。他明白，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香港同胞过来寄包裹也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件为老百姓提供方便的工作，也是一项为客商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工作。

梁迅玮

　　第14章深圳市长梁湘（14）

　　他抽空驱车到处走着，寻找可以用作承办投寄包裹的合适地方。沿着宽阔的深南大道一直向东走，在繁华的和平路、迎春路、滨江路转了一圈，再顺着人民南路一直往北，直上翠竹路，到处都是正在动工兴建的工地，有的圈住了夹板围墙，有的竖着个木牌子。他初来这里时，所走过的地方还是一片杂乱泥泞的工地，青草萋萋的野岭。傍晚六七点钟商铺就关门了，整座城市没有夜生活。后来开了马路，亮了电灯，各就各位，整个城市一下子变得四通八达，有章有法，很有点气势规模了。随着城市的扩展，人口的剧增，第三产业得跟得上去。连投寄包裹也出现了排长龙，不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啊！

　　为消费者服务的问题显得突出了。

　　他终于在市供电公司旁边看到一块宽敞的空地。回到办公室，他交待城建规划部门把这块地划给了市邮电局。

　　不久，市区内就出现一个地方宽敞的邮寄包裹的场所，人们邮寄包裹再不用排长龙了。

　　1983年春节前夕，梁湘来到建筑工地检查工作，他看到许多建筑工人头发长长的，有的脖子也被遮住了，便问道：“你们是不是工作很忙，顾不上理发呀？”

　　工人们围了过来：“工作固然很忙，但有时间也找不到理发师傅！”

　　“留长头发时兴呀！街上有几间理发店？”

　　“我们好长日子闻不到辣椒味儿！”四川籍工人忍不住说。

　　梁湘听了心里很不平静，但又感到一阵亲切，他同工人想到一块儿了。群众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他当市长的都应该关心，都应该去解决啊！可不能让特区建设者们留着蓬乱的长发过年啊！四川、湖南人爱吃辣椒，传说小伢子淘气哭鼻子时，母亲只要塞给他一只红辣椒，他会立即破涕为笑了。现在川湘工人来到深圳支援特区建设，吃不上辣椒，饭菜哪能吃得香呢？得好好照顾内地来的工人。

　　回到办公室，他马上通知商业部门尽快采购一批辣椒和辣椒干回来，并详细检查了春节的物资供应情况。

　　他拨个电话给驻市部队的领导，笑着请求道：“你们给我个支持好吗？”

　　“什么事？请市长说。”

　　“请你们派些‘理发兵’给建筑工人理发，他们的头发太长了。这是我失职啊！”梁湘幽默地说。

　　“好的。”对方也笑了。

　　驻市部队很重视这件事，懂得理发的战士争相应征去当义务理发员。他们高兴地说：“市长请我们给工人老大哥理发，这是光荣的任务！”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值得市长去管吗？”有人说。

　　“生活中的问题，在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大事情哩！”也有人说。

　　生活常常是这样，小事情里面藏着大事，大事寓于小事里面。一个有素养的领导者当然很懂得其中的道理以及蕴含的领导艺术。

　　梁湘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着群众来信，本市的、本省的、外省的，还有海外的……

　　这是资讯的源头，资讯的渠道，是直通群众心灵的热线。这里有建议，有要求，有褒扬，有埋怨，当然也有责骂……

　　“我千里迢迢来深圳，把几年积蓄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回去没几天便坏了……这是我们工人的血汗钱呀，市长！”一位山西的青年工人来信说。

　　“我们上了出租小汽车又给司机赶下车来，因为我们付不出外汇券，在深圳特区人民币不是钱吗？”

　　还有市场短秤，新住宅漏水，煤气昂贵，以及冒牌货劣质货的苦恼……

　　梁湘每天都接到这样的信，白纸黑字，短短长长的句子全都跳进他的眼帘，像一粒石子在他的心灵里撞击反应。他觉得应该让消费者放心，要创造条件给消费者监督产品的生产。

　　他找着市标准协会的人，同他们一块儿商讨。不久，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根据消费者使用情况对商品给予恰当的评价，并将优劣好坏公诸于众。这既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又是透过市场消费来监督生产的最有效办法。

　　深圳的消费者委员会在内地可以说是首创的，它是打破僵死的铁桶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人民生活日益丰富、提高的要求，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人们站在市府大院铜雕《孺子牛》面前，踏着园岭住宅区漂亮别致的连廊通道，漫步在桂木园狭长的大牌挡小街，走进宽敞明亮的邮寄包裹大厅，徘徊在宏大的体育馆工地上，在肉菜市场精心挑选嫩绿的青瓜、菜花、菜心等各样蔬菜，以及鲜鱼、鲜肉、三鸟等，坐上平稳明亮的公共汽车……人们愉悦的脸上自然流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知道市长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