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15章深圳市长梁湘（15）

　　每次上级领导来特区视察，梁湘总是安排他们到渔民村看看。有人说这是“老三篇”。他却认为渔民村是值得一看的。

　　在霞彩云烟里，一丛丛双层的，三层的小别墅群，一排排五彩缤纷的小庭院，盆花夹道，绿草茵茵，明净的窗户透出来音响组合播放的悠扬的女高音独唱《大海啊，大海》，四处洋溢着渔家幸福欢乐的笑语。

　　曾记否，这里过去是“水流柴”的蛋家渔民栖身停泊的荒凉河湾啊！

　　在十年浩劫中，深圳“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大搞“政治边防”，社会生产力没得到应有的发展，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青壮年们成群结队逃到深圳河的南岸去了。据说有个小村子，男性青年只留下两人：一个共产党员的生产队长，另一个是瘸腿的会计。大片田园荒芜，臭水沟纵横，垃圾堆遍野。当时流行一首歌谣：

　　“深圳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南遁，村里只有老和少。”

　　梁湘记得，初到深圳，他暂时在新园招待所第四幢一个小房栖身，晚上批阅文件时，一团团嗡嗡叫的蚊子轮番向他袭击，使他无法安静。与干部谈话，嘴巴一张，就有三两只蚊子钻进口里。有一晚，招待所一位姓刘的服务员，给住房喷洒灭蚊剂，翌晨，死蚊布满地板，她将其清扫一大堆，用秤杆一秤，八两重！若不是亲眼看到，是难以相信的。

　　试办经济特区后，老百姓流行的歌谣是：“如今我们不同前，身上袋有三种钱，人民币来外汇券，还有港币万千千，家家盖起小洋楼，安居乐业赛神仙，花生黏糖嚼落肚，特区日子香又甜。”

　　胡耀邦总书记也来过渔民村视察。他边走边说地来到村党支书吴柏森家里，厅堂里陈设华丽。他坐下来朝穿一身灰色卡叽布人民装的吴柏森说：“你可以穿得更好些嘛！”

　　“我上年纪了，村里的年轻人都穿得很漂亮，等一会儿我叫他们来好吗！”吴柏森高兴得说话也幽默了起来。

　　记得1984年，邓小平也曾来过，当时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吴柏森早早就穿上蓝呢绒大衣在村口等着。他在北京开会时，有机会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座位上远远见过邓小平，没想到邓小平今天来村里。

　　邓小平只是看看、听听，也不多说话。从他脸上的神情，老吴知道，邓小平很关心村子的经济收入。他汇报得简单明确，人均收入人民币310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5090元……

　　“好啊！”邓小平点了点头，笑了。

　　深圳的初冬，阳光和煦，草木翠绿。邓颖超抵达深圳的第二天，便驱车到渔民村去。吴柏森扶着邓颖超朝自己家里走去。

　　“你今年多大岁数？”邓颖超问。

　　“六十二岁。”吴柏森答。

　　邓大姐高兴地用广东话说：“你系我细佬啦！”（意思是：你是我的小弟了。）

　　“邓大姐会讲广东话呢！”不知谁说了一句。

　　“讲得唔好，六十年无讲啦！”邓颖超说着也笑了起来。

　　当她听到渔民村准备再奋斗五年，达到每人平均收入人民币一万元时，高兴得鼓起掌来，说：“噢，祝贺你们先富起来！”

　　临离村子时，她依然兴致勃勃地说：“这里渔民的生活比我们北京好多了！”

　　景况是喜人的，一个普通渔民的月工资达四五百元。这样的社会主义干起来才有奔头，这样的改革开放政策说起来才理直气壮哩！

　　梁湘是有眼光的，办好农村也是特区的一翼，而且是重要的一翼。工业、商贸、金融、科技和农业都办好了，特区才能真正兴旺。

　　渔民村里的人早已不是渔民了。自从深圳河被严重污染之后，浑黑的河水还能长鱼么？现在是靠挖塘养鱼。全村连同在河对岸九龙新界的插花地有近300亩鱼塘。再加上经营汽车运输、红宝石加工厂、饭店、捞海沙、电子厂，渔贸工同时发展，收入是很可观的。最近，村里又同港商合营十五层楼的宾馆、商场，投资几千万港元，还兴办电脑厂，前景喜人。因此，吴柏森才敢在邓大姐跟前说，再奋斗五年，达到人均收入万元。

　　的确，渔民村是值得一看的。

　　吴柏森是个忙人。同特区的企业家一样，他这位村党支书的时间也是按分秒计算的，找他的人都得预约。何况来村子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河对岸新界那边还有鱼塘，不时要过境看看。可他好像有了预感，今天迟迟未有出门。

　　在村口他同梁湘打了个照面。

　　“我好像知道你要来，一直留在家里待候。”老吴说得幽默。

梁迅玮

　　第16章深圳市长梁湘（16）

　　“你资讯渠道多，怪不得村里赚了大钱。”梁湘上前一把握住他的大手，“你多久没来找我了？”

　　他俩是老相识。在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们住在一块儿，朝夕相处，有说有笑。回到深圳也常见面。梁湘即使有些时候少下村子，但他仍很关注渔民村的拓展。

　　“家和万事兴，市长有功劳。”老吴笑着说，一边带梁湘朝家里走去。

　　坐在明亮洁净的客厅里，梁湘望了望悬在头顶的水晶吊灯，笑道：“你的房子不够宽了么？”

　　“够了，够了！”老吴连忙说，“你来那年这花园新村还没建好哩！”

　　“那你为什么急着要盖15层的高楼？”

　　“哦！”老吴这才恍悟被对方“将军”了，他便一五一十地向梁湘谈了最近村子里贸、工、农的发展情况。他明白，梁湘很关心村子里人均收入万元的打算是否能兑现。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梁湘问。上次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期间，国务院召开全国十个先进单位的座谈会，会上询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在座者有的要钱，有的要物。吴柏林什么也没要，他说：“希望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要变！”朝令夕改的苦头，边境线上的渔民村是吃够了。

　　“该照顾的您都照顾了啊！”老吴很感激市长的关怀。

　　“有什么绑要松的，你不妨说呀！”现在内地兴说松绑放权。

　　老吴想了想，“您可没有用绳子绑过我呀！”

　　在座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20

　　中国人在世界上素有聪明勤奋，刻苦耐劳之美誉。可是“干好干孬工资一个样”的“大锅饭”、“铁饭碗”这些年来把中国人吃蠢了，吃懒了，“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极“左”、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里，人们不时听到“工资问题运动后期解决”的许诺，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一个紧挨着一个，一个运动还未到“后期”，新的运动又冒出来了。为了缓解矛盾，国家又得采取多发补贴的平均主义办法。

　　1983年冬天，深圳市政府给广东省政府呈上报告，请求批准深圳特区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这个报告是梁湘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考虑和反复研究后郑重提出的。经济特区的建设，亟需在工资制度上打掉平均主义，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

　　在一次会议上，梁湘对全市处以上干部透露特区工资改革的设想。他说：“搞好特区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今年要力争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步骤地在各行各业推行浮动工资制，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克服平均主义，把工资多少与经济效益高低、企业经营好坏、个人贡献大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他扫视了一下到会的干部们，又接着说，“在工资形式上，总的精神是：凡能实行计件工资的都实行计件工资制。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企业管理条件，采取不同的工资形式。在目前还不具备实行计件工资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计时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办法。国家机关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总的方向是实行职务工资制，即按工作人员的职务、职称规定标准，工资随着职务职称的变动而升降。改革后的特区工资水平，原则是低于香港，高于内地。”

　　干部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禁跃然，满心欢喜。

　　为了争取上级的支持，梁湘多次奔走于深圳-广州-北京之间，反复向省政府、国务院的领导解释说：“深圳特区工资制度的改革，是要改变原来‘低工资，多补贴’的做法，把各种补贴综合计入工资额中，这样做实际上财政开支增加并不多。我们又对深圳特区的左邻右舍工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比较。按报纸公布，1982年香港政府人员平均月工资为7000港元，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500港元，全港人平均月工资1900港元，折合人民币510元。深圳特区外资企业目前的月工资已超过200元人民币；边境农民按劳力月平均收入175元人民币，还未计算家庭副业收入。按照测算，深圳特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月工资水平本应达200元，我们考虑到上下左右关系和留有余地，拟先确定为170元至180元。这个水平较之香港依然很低的，较之内地略为高些。”

　　梁湘还在汇报中着重强调深圳特区具有进行工资改革的经济能力，他说：“我们已经反复计算过了，全年增加职工工资900余万元人民币，而深圳1982年的财政收入比1979年增长3。6倍，预计今年又比去年增长40%以上。工资改革之后，特区将接着进行物价改革，可以省去对粮、肉、菜等商品的财政补贴1100万元。这样，我们深圳完全具有担负进行工资改革所需增加资金的能力。”

梁迅玮

　　第17章深圳市长梁湘（17）

　　国务院和省政府经过多方核定，终于批准了深圳特区工资改革方案。

　　深圳特区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全国率先分别实行计件工资以及职务工资加基本工资、加工龄工资的分配制度。工厂企业职工和党政机关干部，在工资制度方面吃起“小灶”来了。

　　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冲天干劲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只须看一看深圳的建设工地：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工人们已经到场开工；傍晚，夜幕已悄悄地降下，工人们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活……

　　物价，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起，一直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因为物价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往往调整某种商品的价格，便“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这是个触动人们神经的非常敏感的问题，稍有差池，就会引起抢购风潮，招致社会动乱。这早已由一些国家出的乱子所证实。故中国政府对于物价问题，历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可以说，物价改革是风险和难度都甚大的改革。

　　试办深圳特区的号角吹响后，特区人口由办特区前2万余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万。而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量仍按2万人的指标凭证供应，用的、吃的、穿的无不出现紧张状态。后来省有关部门虽然给深圳增加成倍指标，但仍是“杯水车薪”。梁湘着急得好像坐在火焰山上，忙派干部四处求救，还从江西、湖南等地要了一部分议价肉运回深圳，议价进货，牌价出售供应市场，差价由市食品公司补贴。然而“僧多粥少”，每天早晨肉档前都排成长龙，个把小时牌价肉就售完了。买不到肉的群众意见纷纷。

　　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到来的是三大建筑材料奇缺。比如说水泥，当时年需要量超过百万吨，而国家物资部门供给深圳的调拨指标只有2万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建筑材料，特区基本建设将是“纸上谈兵”。

　　面对特区建设的拦路虎，梁湘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认为：深圳特区既然以市场经济为主，那么，物价也应跟内地市场脱钩，而与国际市场基本挂钩，逐步实施放开。

　　1982年夏天，在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深圳特区勇闯“禁区”，大胆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的试验。特区物价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分步理顺价格”。具体做法是：在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商品及某些其他商品，由物价部门规定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以及物价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制；在现阶段，允许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三者并存。

　　水泥、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在市场急需的客观形势面前，首先突破国家计划价格的框框，按市场的需求自然调节。生产资料的价格随行就市了，那么生活资料的价格又怎么办呢？

　　过去，深圳跟全国一样，居民们凭票限量购物。平时，一个人一个月只能吃到半斤猪肉、几两塘鱼、几两食油，吃饭也按粮票定量限制。逢年过节，每户人家只能买到一只活鸡，每个居民只能吃到几两猪肉，身体缺乏动物蛋白营养，生活过得异常吃紧。梁湘和其他市领导都意识到：价格体制改革已走到“瓶颈”，这一关隘非闯不可。梁湘“一班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鼓起超人的勇气，去踩这取消票证放开物价的“地雷”。于是，深圳市对供求矛盾突出并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生猪、三鸟、蛋品、塘鱼、海鱼、蔬菜、水果等主要副食品提高收购价格，取消农民的派购任务，同时调整了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拉开价格档次，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这时，除了粮、油、肉等几种商品外，其他商品价格统统放开，市场调节的比重占了社会商品零售的八成以上。

　　部分副食品价格上升了，一些居民有意见，上级主管也表示担忧。但梁湘依旧不慌不忙，沉着对应。不久，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了：从广州郊区来深圳支援特区建设的数千名菜农，加上先前来深圳的上万潮籍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把荒废多年的土地种上蔬菜，圈地喂猪，挖塘养鱼，加上市蔬菜部门又积极从外县组织货源，不久，市场上新鲜瓜菜和其他副食品多起来了，供求关系趋向平衡，物价迅速平稳，并稳中有降。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84年11月1日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物价体制方面进一步迈出大步伐——在特区范围内，对粮食、猪肉、棉布、塘鱼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取消一切票证，把粮票、肉票、油票、鱼票、布票、香烟票、火柴票等送进博物馆。与此同时，取消国家对粮、油、肉、菜、水、煤气等商品的补贴。

梁迅玮

　　第18章深圳市长梁湘（18）

　　深圳是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地区。人们上街购物，再不需繁琐地带上各种票证，而且买多买少，随心所欲。此举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对内地是个强有力的冲击波。

　　初时，曾有人预言：“物价犹如一头吊睛白额虎，你把它放开非出乱子不可！”可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首脑们并没有被危险所吓倒。梁湘听到这个说法之后，微微一笑，动情地说了一句他常说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这个难关深圳特区闯定了！”

　　梁湘心中有数：早在物价放开之前，特区已经进行了工资改革，已把政府付给的各种明补、暗补物价的财政开支综合计人工资额里，从根本上改变“低工资，高补贴”的状况，职工干部们成倍地增加了工资收入。这一举措恰与物价体制改革相匹配，在经济上使居民们具备了对物价放开的承受力。放开物价体制之后，政府又加强宏观管理，既利用“无形的手”、又运用“有形的手”去调控物价。

　　在放开物价之前，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舆论动员，正确引导群众，让广大群众明白，为什么要放开以粮、油、肉为代表的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放开物价对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会带来什么好处，又可能出现什么负面影响；价格放开之后可能上涨的幅度，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物价改革从眼前来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到居民的现实利益，企业和职工都要为改革分忧；对物价改革的压力，“政府负担一点，企业消化一点，个人承受一点”；特区人民要从改革开放、建设特区的大目标，来正确认识和对待物价改革后个人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深圳特区放开物价、取消各种票证之后，出乎人们意料：牌价上升，议价下降。农贸市场的肉、菜粮食、油料等商品价格，以每市斤计，猪肉从2元4角跌至2元2角；鲩鱼从1元4角跌至1元2角；菜心从1角5分跌至1角2分；白菜从1角跌至8分；面粉从5角跌至4角2分；大米从3角4分跌至2角9分；食油从1元8角跌至l元5角。整个深圳特区市场没有混乱，而是繁荣有序；社会没有动乱，而是安定平和；物价没有暴涨，而是趋于下降：生产没有萎缩，而是扩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是上升……

　　深圳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为内地进行物价改革、取消各种票证提供了经验，增添了勇气。

　　晨光从窗口照进屋里，满地光亮。老伴邝辉军坐在沙发上，带着忧虑的神色凝望着他，默默不言。从梁湘受命领导特区建设以来，他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巨大的阻力，有时还要承担莫大的风险。她经常为他的命运和身体感到担扰。

　　“我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下来到这里开拓的，这是个大前提，心放宽些，想开一些。”梁湘看出她的忧虑，微笑地劝慰说。他相信改革开放是时代的潮流，人心之所向，国家兴旺之所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

　　“这话你说过不知多少回了。”

　　“我常常这样想，所以常常这样说了出来。”

　　她莞尔一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壮心不已的应该是你。”他也笑了起来。

　　“是你给‘传染’的！”

　　“……”

　　她放不下心，《人民日报》至今还没登载过有关深圳特区的消息报道，而眼前……

　　他沉默着，眯起眼睛疲惫地望着窗外，金色的朝霞轻轻地抹在园子里的芒果树上，还未成熟的青色芒果，光溜溜的果皮上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露水，在霞光里闪亮。蓝色的天空里有一只老鹰在展翅翱翔。

　　“你在想什么？”妻子问。

　　“老鹰的翅膀。”

　　“……？”

　　“鹰不是靠两只翅膀飞起来的吗？”

　　他没有让时间浪费在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上。此刻他所想的是怎样竭尽全力地办好特区。不是有人害怕这里变成了租界，出卖了国家的主权，腐蚀了圣洁的灵魂吗？……他没有心思去计较和害怕这些怀疑、责难，倒是从这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启迪。

　　“我们要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好，让大鹏鸟的两只翅膀协调动作，展翅高飞，直冲霄汉……”梁湘于1983年9月27日在深圳大学首届开学典礼上满怀激情地说了这番话。

　　他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引进了资金技术，赚点外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提高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这会使那些怀疑、忧虑和责难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自行消失掉……然而，这比引进一批技术设备，世界一流的电脑工厂复杂得多。

梁迅玮

　　第19章深圳市长梁湘（19）

　　这里，沿着浑浊污染得发黑的深圳河水，与香港有24公里接壤的地带。在短短的罗湖桥和文锦渡，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香港旅客、海外华侨、国际朋友来往出入。在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吹进屋里的同时，也会混入几只苍蝇蚊子。用任何行政命令去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相互传递，都是愚蠢的。因为布满空宇的微波资讯并未因为命令纸页的厚重而有丝毫的停滞。

　　梁湘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他做的是战略考虑：提高人的素质。

　　他要认真贯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关于“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指示。几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经济特区试办之初，百业俱兴，财政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况下，不惜咬紧牙关，毅然拿出了占地方财政开支1/3的资金兴办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体育事业。这不能不敬佩梁湘“一班人”的眼光和远见。

　　他们办起了《深圳特区报》《特区文学》《特区党的生活》《深圳工人报》《深圳青年报》等八家报刊和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

　　他们创办了深圳大学、教育学院、电视大学等各类大中专和一批中小学校，以及庞大的业余教育网。

　　他们兴建了深圳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体育中心、大剧院等文化设施，扩建了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这“八大文化设施”大多设计新颖、设备先进、实用性强，如深圳博物馆，是个全封闭、全空调，恒温恒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博物馆中设施最先进的。深圳大剧院拥有旋转升降推拉舞台，达世界一流水平。

　　梁湘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把教科文卫建设起来！而且要建得像个样，五十年不落后，留给后人是个艺术品。”

　　创办深圳大学，梁湘原以为拿出办六所中学的资金就行了。但在兴建过程中，发现要办一所像样的大学，经济负担很重，先前规划的投入远远不够。但梁湘看到，对于十年后深圳特区经济社会的腾飞，人才是关键。他咬咬牙，坚定地说：“我即使卖掉裤子也要兴办深圳大学！”人是要有这点志气、这点精神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深圳特区报》这是三五个人在通心岭一间铁皮小平房里凭着这点志气、精神创办起来的。

　　《特区文学》杂志也是由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韦丘“落户”到深圳后创办起来，他的家人用业余时间投入了校对和运输发行工作。这个大型双月刊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都具体体现了梁湘说的“勒紧裤带”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使深圳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

　　办大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用一年时间办成一间正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学，可能吗？可能，梁湘已经做到了。

　　他到北京清华大学商洽聘请了该校副校长、物理学家张维出任深圳大学校长，又请年轻有为的建筑学家罗征启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大学的日常工作。

　　在梁湘办公室里，他们促膝畅谈。他征求张维的意见：深圳大学该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张维胸有成竹地答道：“要办一间综合性的大学，不仅要设工科、外语专业，还要办经济、历史专业，办文学院。像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是不适应特区建设要求的。”罗征启也说：“教学体制要革旧鼎新。培养学生的素质在学校里就应该有多方面、多层次、多元的熏陶环境……”

　　他很赏识张维、罗征启的卓见，一口答应向他们提供一切方便，尽快把大学办起来。

　　他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罗章先把张维的办公室装修好，并由罗章主持大学基建工程。好让有了一把年纪的张维可以集中精力去开展建校的工作。

　　1984年1月26日，春光明媚，风和日丽，鲜花吐艳。梁湘陪同邓小平去蛇口工业区视察，车子经过深圳湾畔的时候，梁湘用手指着窗外的小山坡向邓小平介绍：“深圳大学第一期工程计划于今年8月竣工交付使用，9月间学校就要搬到这里的新校址上课了。”

　　邓小平顺着梁湘的手势望去，眼前只见野岭荒山，青草萋萋，一片荒凉，便问道：“深圳大学今年能搬到这儿来开学？”

　　“是的。今年秋天新学年，深大的学生们就要到这里来上课了。”梁湘用肯定的语气认真地回答。

　　邓小平颔首微笑，特区市长在他面前立了“军令状”！梁湘之所以有此把握，有此勇气，敢于在邓小平面前作出这个巨大的承诺，这缘于他对深圳特区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了解。深圳的工程设计施工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蕴藏着中国人民所特有的巨大聪明才智和创新拼搏精神，罗湖高层楼宇的建筑速度和蛇口模式都可资证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经成为深圳人的格言。

梁迅玮

　　第20章深圳市长梁湘（20）

　　邓小平离开深圳之后，梁湘就把这件事情在市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汇报，又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要求负责基建的官员，务必抓紧工作；希望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互相支援，确保深大第一期工程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

　　梁湘去北京开会，也挂电话回来询问深大工程进展的情况。

　　梁湘充分预见到，深圳大学的兴办在特区智力素质建设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4月，是南方多雨的季节。

　　珠江口一带下了倾盆大雨，积水淹过了路面。梁湘会同基建、规划、财政、物资等部门的负责人，冒雨来到深圳大学建筑工地，检查工程情况。

　　雨下大了。在漏水滴滴的工棚里，工地人员埋怨钢筋、水泥、木材缺乏。“没米下锅，工期保证不了。”主持基建的罗章忧心忡忡地如实汇报。

　　梁湘对同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把家当统统拿出来，还要立即派人去组织货源。”

　　人们眼看市长冒着风雨来到工地，衣服也淋湿了，心里很不平静，一再向市长保证：在8月底前拿下这项工程。

　　深圳湾畔响起了沸腾的鼓点。入夜，工地上一片灯火通明。

　　秋天来了，田水盈盈，禾苗还是一片青绿，欣欣向荣。

　　深圳湾畔披上了金色的朝霞。一幢幢白的、蓝的、黄的、粉红的呈Y形的、呈X形的、廿字形的结构新颖、巍峨亮丽的大楼在晨光中崛起。雄伟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整排的宿舍楼群，漂亮明朗的饭堂，勤工俭学的厂房、商店……神话般地呈现在眼前。

　　9月26日，深圳大学第一期工程落成。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大学巍然矗立在深圳湾畔！梁湘感到宽慰：鹰的另一只翅膀也强劲起来了。不过，他还有一个超负荷的压力：“鱼骨天线”。

　　在深圳的各种建筑物上，耸立着一根根电视天线。没想到这么小小的一根“鱼骨天线”，却引起了复杂的风波。

　　深圳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咫尺天涯。香港方面在新界设有四个功率强大的电视转播站，把整个深圳覆盖在电视微波之下。在深圳很难收到内地的电视节目，偶尔收到，也是图像模糊，听不见声音。

　　这里的居民下班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收到的尽是香港电视，图像清晰，色彩鲜艳，音色甚佳，而且是“全天候”播放，一天24小时不停。华灯初上，街道静寂，行人稀少，人们都躲在家里看电视去了。

　　电影院的票卖不出去，中央歌舞团、京剧团来这儿也不卖座，香港电视显示出莫大的魅力。这是为什么？

　　《羊城晚报》上刊登有趣的文章。有人指责说，香港电视大多是资产阶级黄色的东西。一位省领导履新伊始，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发出全省都要拆除鱼骨天线的禁令。也有人说，据统计，香港电视黄色的东西并不多，也不见得全是坏的，问题是我们的电视台拿不出好节目，观众不喜欢看……

　　干部们心里明白，执行这条禁令甚是艰难。这是“世界两大阵营”形成后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几十年过去了，禁住了没有？

　　梁湘也感到问题棘手，焦虑不安。

　　1983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梁湘把考虑已久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现在我们的干部群众，白天为建设社会主义特区而辛勤工作，晚上坐在电视机旁看的是香港电视。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香港的电视都是坏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香港电视绝不会宣传社会主义。不过，采取行政手段只可以拆除物质上的鱼骨天线，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好节目来取而代之。特区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啊！”他的意见得到常委们的一致赞同。

　　建一个电视台要近亿元。国家没有投资，钱从哪里来？梁湘主张：“从地方财政拿钱、节衣缩食、掏尽腰包也要办自己的电视台。”

　　筹建电视台的班子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筹建工作进展不快，梁湘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台址问题被卡住了。

　　梧桐山苍翠葱茏，宛如一头雄狮，雄踞在边境线上，接收北京、广州等地电视微波信号电视差转塔，巍然耸立在浓茂翠绿的山峰上。山脚下有一大片开阔的田野，青草茵茵，流水潺潺，景色宜人。这是建深圳电视台的理想地方。电视台筹建组跟另一个单位都在争这块地。这个单位说这块地他们早已选定，双方争持不下。

　　也许这块地有山、有水、有灵气，这个单位怎么劝说都不情愿放弃这块地。

　　一天，梁湘来到这块有争议的空地察看。这里，离闹市较远，环境比较安静，又紧靠梧桐山上的内地电视差转台，用作深圳电视台台址比较合适，还可以节省国家的投资；那个单位没有那块地也不会影响它的大局。他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最后市委决定把这块19600平方米的土地划给了电视台。

梁迅玮

　　第21章深圳市长梁湘（21）

　　建台工程在紧锣密鼓中进行。人们盼望着深圳电视节目早日与观众见面。

　　这些日子里，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邹尔康很关心电视台的工作。他在一次检查工作中，发现购进的设备不是原定的型号，播放的节目香港地区的观众收看不到。邹尔康很不放心，立即指示要更换设备，并一再强调电视台的工作要按照“立足深圳，辐射香港”这个标准来检查落实。

　　节目的编导、录影工作也在紧张进行。香港的电视台在密切注视着，看看深圳同行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荧屏上。

　　人们在怀疑、担心、顾虑。香港的电视节目是颇有名气的，东南亚、台湾等地经常转播，电视剧录影带更是畅销世界。深圳到底有多少把握可同香港电视争夺观众呢？

　　然而，观众审美的情趣是多元、多层次的，人们会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去欣赏艺术的美，给艺术品以恰当的评价。

　　在转播省广东电视台的节目时，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令人深思的事情。那天晚上，省电视台播放电影《第二次握手》，深圳街上冷冷清清，家家户户都在收看。《虾球传》播放出去，也把人们的眼睛都吸引到这边来了。不久，香港电视台也转播了《虾球传》。这说明我们无须妄自菲薄，也不一定动辄求助于禁令。还是梁湘那句话说得深刻：“办好自己的节目取而代之。”

　　近年来，年轻人的兴趣起了变化，审美水平也提高了。由于办了电视大学、夜大学以及各种专业班，他们晚上大多听课去了，攻大专文凭。没空闲看香港电视，要看也只能选择情趣高雅些，艺术美感浓些的节目。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艺术欣赏的层次也必然提高，兴趣也会更广阔。

　　1984年11月1日晚上，深圳电视台开始试播节目，使用33频道播出了台里自己摄制的特区题材的电视剧《爱，在酒家》。接着拍摄了《新世界，你好》《三月桃花》《心绞痛》《华灯初上》等30个节目，并开辟了《今日深圳》《梧桐山下》《神州漫游》等7个电视专栏，有的节目被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转播。他们还收到许多香港观众的热情来信，要求延长播放时间，多放些体育和粤剧节目。

　　梁湘看了这段时间的试播节目，很高兴地对深圳电视台的人士说：“感谢你们给观众提供了新鲜健康的精神食粮。电视台在建设中，在成长中。虽然它还是幼嫩，但它是有无限生命力的。”

　　鱼骨天线依然竖立在阳台上，但它接收的微波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深圳自己的电视发射塔。这是两个世界在微波领域和人们心灵领域的竞争，人类文明毫无疑问是在这种资讯碰撞中日臻进步的。

　　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前，绿草如茵的广场上屹立着一只巨型古铜色开荒牛，紫红的大理石基座上刻着鲁迅的笔体：孺子牛。

　　雕塑家潘鹤的这件作品，获得1984年全国美术作品评选的金质奖。

　　充满强健力量的牛，拱倒了苍老的树桩——新与旧、力与朽、青春与衰弱，强烈的对比形象颂扬了改革的历史时期和开拓者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

　　铜雕作者的寓意是深刻的。之所以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作品体现了这座新城的建设者们精神，也不仅仅是融入了城市的美态，而且还表达出边城文明的素质。可以预见，在若干年之后，它无疑会成为边城特区历史的艺术珍品。

　　梁湘考虑设计的正是这样的城市装饰，矗立在绿茵地上的将不是一座、两座雕塑，而是八座、十座……它们将表现出人类的创造天才和美，表现出这座新兴城市的文明素质。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城市文明素质的意义。这一座铜雕的诞生就曾有过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当初，市委决定要塑造这样一座铜雕时，有人问道：“为什么造牛不造马？”

　　“花6万块钱去造只铜牛，值得吗？买几头活牛也不要这么多钱啊！”工程的投资款迟迟未拨给。这也难怪，铜牛既不能吃，也不能耕田。

　　梁湘没有发火，平心静气地说：“这座雕塑所表达和宣扬的特区建设者们的开拓献身精神，是无价之宝，是多少钱也无法买得到的啊！”他找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说明道理，要他们尽快落实拨款之事。同时这造牛不如造马、造铜牛不如买活牛之说，也使梁湘益发感到培育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

　　当时分管宣传、文化等工作的市委常委林江，积极组织铸造工作，在炎夏酷热的天气里来回奔跑于广州、深圳两地，邀请著名雕塑家潘鹤精心创作。草稿出来后，他又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使设计稿尽善尽美。

梁迅玮

　　第22章深圳市长梁湘（22）

　　1984年7月28日，净重4吨，长达5。6米的巨型铜雕《孺子牛》诞生了。它鞭策着今人，激励着后人，象征着开拓献身精神的永恒！

　　1985年冬天，北国白雪皑皑，边城却到处是绿树红花，生意盎然。12月10日上午，邓颖超来到市委、市政府大楼，看见青草地上立着《孺子牛》铜雕，便兴致勃勃地邀请梁湘和市委常委们在铜雕前照相留念。她高兴地指着“孺子牛”三个字说：“这应成为我们市委工作的座右铭。这个塑像代表了大家的工作精神和意志，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孺子牛精神，宛如一曲战歌，很容易撩拨起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的老干部们的心灵共鸣。

　　清早，梁湘迎着晨光散步。穿过浓密的荔枝树林，走上一级又一级的石阶，来到大楼的侧旁。生活的道路何尝不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来，一级一级地攀登。他踏着青青的一片草地，没有花儿，也没有一棵树。走过了曲径小路，来到《孺子牛》铜雕跟前。鼓突起块块肌肉的铜牛身上，点点晶亮的露珠儿，在金色的朝霞里闪光，宛如滴滴汗水，顺着那道深深的皱纹流落青草地上，梁湘仿佛闻出了一股开山劈岭中的野草和泥土味。

　　他伫立在铜雕面前，凝视着。他恍如看见了历史的纵的承袭、横的拓展，也看见了这纵的和横的碰撞，新的观念、资讯往往在这碰撞里生发。开拓者们的足迹，组成了历史的路，然后一代一代地变成了历史。他们留下了什么呢？没有一句自白，没有一首赞歌，也没有一篇颂辞……他们是默默地肩负着历史的重荷，踩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这是开荒牛的韧性的脚印，开拓者的精神！

　　梁湘很珍重这种“孺子牛”精神和为理想献身的高尚情操。在他的倡导下，每年的“七·一”和年终总结，市委都要表彰一大批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足本职、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开拓型的党员和干部。

　　1983年底，梁湘在处理每天的群众来信中发现一封写着“这样的好人，在国外很难找到的”，这是一位海外侨胞赞扬边防检查站人员拾金不昧不留名字的来信，他立刻提笔批示：“请市口岸办务必查出这位好同志，给予表扬褒奖。”市口岸办公室很快就查访出这位拾获巨款设法寻找失主的人员，并在《南方日报》上报道表扬。不久，到了春节，梁湘到深圳边防检查站慰问节日坚持工作岗位的人员时，还提及此事说：“我们要很好地宣传这些好同志，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发扬特区的好风气。”

　　1984年6月下旬，梁湘在一次常委会上提议：“利汉清虽是省里临时派到深圳工作的，但他那种为了特区建设呕心沥血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的党员干部学习。”

　　市委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利汉清同志学习的决定》的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向这位优秀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利汉清学习的活动。

　　利汉清的开拓事迹是很感人的。他为了高层建筑友谊大厦工程如期竣工，在紧张的二十天里，日夜奋战，废寝忘食，研究设计成功了大型角模和整体筒模的新工艺，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然而，他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猝发，为特区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利汉清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敲响了特区开拓者前进的鼓点。

　　经济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尤其是特区的经济活动更显出特有的错综离奇。

　　有一位编剧来到深圳，下了火车便到海关采访编写走私贩私的剧本去了。

　　有位作家下来才几天，就忙着去写反官僚主义、反走私、反走后门的电影剧本，好像走私贩私成了特区的特点和主要的矛盾。这显然是对特区的误解和偏见。

　　一位著名学者访问美国归来，感慨殊深地说道：“美国的学者是企业家型的，我们的学者是书生型的！”这是个发人深思的感慨。

　　特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市场信息的灵敏度很高。国际金融、经济、贸易的丝毫变化起伏，都立刻在特区市场中反应出来，宛如电脑终端机的荧屏上显示出准确的信号一样。这可以说是商品市场上价值规律运行的一种正常现象。对经济的现象只能使用经济手段去调节平衡，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梁湘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他能很深刻地观察分析这些经济现象。在宴会席上总会有人喝醉，有的人饮两杯浓茶就醒了，也有的继续喝成烂醉如泥。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特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面前，在新旧体制交替、监督机制还欠健全之时，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可能经受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出现贪污腐败现象，会烂掉一些干部。‘树大有枯枝’，这也不奇怪。为免房子满地垃圾，我们就得勤于打扫，不能手软！如果有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蜕化变质，而我们却不能与之作坚决斗争，任它滋长起来，那就会导致不堪想象的后果。好像一筐苹果，一个烂了若不及时清除，就会整筐烂掉！”

梁迅玮

　　第23章深圳市长梁湘（23）

　　1982年春天，同全国一样，深圳特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

　　在那道经常干涸的布吉河畔，有一排双层楼房，靠树丛那边的一座住着前任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革命近40年的郝敏。夜深了，屋里还亮着灯光。

　　郝敏坐卧不安，他早听说亲家林城手脚不干净，但又认为问题不会太大，凭他的地位总可以保护过去的。他脸上平静，眼睛却盯着事态的每一步进展。

　　这几年郝敏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妻子儿女和亲家林城，给人开了不少下海证、出港证和入户证，索贿受贿有“宾士”汽车、彩电、冰箱、摩托车、组合音响、照相机、手表、港元等等，在群众中影响甚坏。

　　郝敏大案是从查处其亲家林城的倒卖汽车、贩毒、走私手表、强奸妇女的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林城仗着郝敏的权势，曾猖狂叫嚣：“我在深圳横行五尺，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林城一家大小，老婆子女，在郝敏的关照下，全都领有出入香港通行证。

　　梁湘了解案情后，明确地对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员会主任方苞和市委常委、市委纪检书记刘波说：“郝敏虽然与我们相熟，但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官官相护’。老虎屁股就要摸摸！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有问题就要查个水落石出。”

　　市公安局根据案情，首先将林城看管起来。经过一番调查，于是案情便进一步明朗了。

　　郝敏一伙见事已至此，连夜转移赃款赃物。林城的女婿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林城的女儿带着六七个彪形大汉走过深圳河北岸来，伸出拳头在办案人员面前晃来晃去：“我是英国女皇陛下的公民！你们小心点，今天我要开斋！”

　　刘波得知情况，立即给公安部门打电话：“先把这伙人收容起来，要问问她，你这个英国公民为何跑到中国神圣的领土，干扰我们执行法律？”

　　当然，林城一伙是仗着郝敏的威势才过河来的。

　　这时，郝敏已调任省公安厅劳改局副局长。省委领导亦已对他“约法三章”，不许他到深圳干扰查案。但他不服气，放出风声说：“他们现在仍按‘四人帮’那一套搞冤假错案，把我搞得家散人亡，我要和他们拼了！”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事态已发展到剑拔弩张之势。

　　1982年11月28日，在深圳街上出现身穿警服、腰佩手枪的郝敏，气派依然：“有人说我被抓了，现在我不是站在这里吗？枪还在！”郝敏说到这里，用手拍拍腰间那硬梆梆的“家伙”。

　　许多好心人提醒梁湘、刘波等人，“狗急会跳墙的，要小心提防啊！”他们连声多谢，泰然置之。

　　中纪委和省委及时做出决定：彻底查处郝敏案件，并对郝敏依法进行了监控。

　　此后，案情的查处势如破竹。

　　郝敏这宗案件，足足查了两年，涉及三省七市、六十四个单位，调查了575人。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郝敏被关进班房，判处十一年徒刑，五毒俱全的林城也伏法了。

　　郝敏、林城的堕落恰恰反映了特区经济领域里矛盾斗争的复杂。他们可耻的下场说明：特区并不是冒险家、掠夺者和亡命徒的乐园。

　　不管情况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有一点梁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办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1983年冬天，地处岭南的深圳仍是满目青葱，生机勃勃。深圳博雅艺术公司举办的第一届进口书市隆重开幕，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进来的大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书籍，使人们眼界大开，视野顿阔。一个苹果交换一个苹果，仍是一个苹果；一种学术思想交流一种学术思想，就会变成两种学术知识了。来深圳参加书市的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全国各地人士，书市上摩肩擦踵，人头涌动。

　　在一片叫好声中，某日，省里突然转来一份“内参”，说深圳特区的书市公然贩卖香港出版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用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的思想毒害读者。文内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为书市写了序言的深圳市长梁湘（误写成“梁明”）。原来作者是在广西南宁一间书店里看到《飞狐外传》一书，追查经营人员，得知书籍来自深圳博雅书市而写的问罪之文。

　　博雅艺术公司总经理雷子源看到“内参”，原是黝黑的脸色变得煞白了。他明白，现时全国正在掀起反精神污染的热潮。上海反得如火如荼，连穿牛仔裤也受指责。莫非这次自己碰到刀口上，要倒楣啦？雷子源拿着那份“内参”，心事重重地走进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向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邹尔康汇报情况。他心里做好了准备，要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不料邹尔康听罢陈述后，轻轻地说：“这仅是一家之言。”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既然省里有反映，以后不进口就是了。”雷子源一听，心头放下了石块。但他仍未完全放心，认为也应向深圳市主要负责人梁湘汇报情况。

梁迅玮

　　第24章深圳市长梁湘（24）

　　梁湘听了雷子源的诉说，仔细看了“内参”，又看到老雷神色凝重后，却安慰起雷子源：“你们别紧张，你们进口的图书有一万多种，而‘内参’只批评《飞狐外传》一本书，这样看来你们进口的图书，好书占99%以上。你们是想做好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本书如果真的有问题，以后注意改进就是了。”

　　雷子源如释重负。他事后对人说：“市领导这样通情达理，这样谅解我们，我们即使做死了，心也是甜的！”

　　这时候，海关发现博雅艺术公司从台湾进口的美术画册中有裸体女人的油画像，认为“有伤风化”，要追究雷子源的责任。此事又给梁湘知道了，就给海关解释：“毛主席也说过绘画艺术要从学习人体素描开始，画裸体画是美术的一项基本功，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

　　市长又给基层单位解了围。

　　后来细看《飞狐外传》，基调还是健康的，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能说它是坏书。广东省一位文坛巨擘还认为，《飞狐外传》是武侠小说中塑造有个性人物的成功之作。

　　无独有偶。在境外也有对中国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品足评头的，那些曲解、攻击深圳特区的文章，常常见诸于报端。1981年9月到10月，香港《信报》刊出两篇文章：《深圳要另谋出路》，认为“深圳特区不可能吸引香港大财团或大企业进行工业投资，深圳特区是搞不起来的。”深圳已建成的设施要“另谋出路”，“建一个旅游休假城市”。另一文是《特区要特新解》，讽刺特区失败了。还有一家香港报纸，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十多篇评论员文章，连标题也指名道姓《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某社会主义大国也说：“过去你们说我‘修’，我还没修到你们现在这种程度，将赶出去的外国资本、国内反动派又引了进来！”

　　1982年冬，中央某理论权威说：“深圳特区的性质不是社会王义！”特区不是社会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了。梁湘毫不客气地反诘他：“此话你敢不敢公开讲？”

　　“这个问题公开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必要才讲，没有必要去讲它干吗？”某权威还振振有词地答。

　　梁湘无意将“权威”的话公之于众，他在种种巨大压力中，依然是“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继续我行我素。他依旧叨念着刘海粟老人的赠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一位有识之士说过：“在深圳是要横站着工作的，既要面对外，也要面对内。”

　　历史总是悄悄地向人们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困惑而又振奋的难题。这往往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

　　第三次浪潮的蓝色水花，溅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页上。历史的潮涌突如其来地把它推向前面。这是历史的一次新挑战。

　　1980年8月，一个第二次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南方边境小镇的上空出现。

　　1984年10月1日，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游行队伍中，一辆由一只振翅腾飞的大鹏鸟模型搭成的彩车，格外引人注目。人群鼓掌欢迎：“深圳的彩车！”，“特区的彩车！”随着彩车上的电脑图像不断闪示着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字，深圳特区向全国人民汇报着成立四年多来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奇迹般地屹立在沉寂荒凉了千万年的土地上；

　　人平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

　　856幢新楼像森林般在地平线上勃然崛起；

　　609家工业企业灯火通明；

　　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55条柏油马路呈辐射状向四面八方伸延；

　　跟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签订了协定，投资达183亿港元……

　　时间不过是四年多，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

　　梁湘用开拓和创造的彩带把一块块黄的、蓝的、绿的、红的、黑的土地串织成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特区。

　　奇迹出现了！人们赞赏，但更多的是惊讶，也有人疑惑、猜忌、作梗。这是合资还是出卖？是开放还是复辟？是引进还是卖国？是富裕还是肿瘤？是天之骄子还是怪胎？

　　梁湘抹着额角上渗出的细细的汗珠儿，冷静地凝望着晴朗的夏日天空，仰脸沉思：为什么腾飞的大鹏展开的是一副沉重的翅膀？

　　雨后的天空格外明朗清新。

　　1983年春天，南国边城已是风和日丽，一片翠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深圳视察。他在新园宾馆六幢二楼会议厅里听取深圳市委的汇报之前，风趣地询问在座的每个常委的年龄、学历、专长和喜欢读哪些书籍。他听完市委汇报工作之后，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挥动着右手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