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25章深圳市长梁湘（25）

　　“搞得不错，干部是努力的，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已经开创了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他还饶有兴趣地望着梁湘身上穿着的一套蓝布干部装，笑道：“你不穿西装？”

　　“总书记也没穿呢！”梁湘不无幽默地回答道。

　　胡耀邦笑了：“我穿西装不好看。但出国我还是穿了。你们要穿西装嘛！”

　　梁湘释然地点了点头，他明白，此时在中国，甚少有人敢穿西装，穿西装者被认为是“洋化”了。今天总书记是在鼓励大家思想要解放，要勇敢地冲破旧体制的樊篱，开创新体制的天地。在深圳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来自内部外部重重阻力的时候，总书记的话犹如久旱逢甘霖。梁湘由衷地感谢党中央的鼎力支持。

　　后来胡耀邦还对外宾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又给深圳送来了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证实了梁湘的理解没错。梁湘“一班人”高举思想解放的真理火炬，义无反顾地率领广大特区人民，踏着泥泞坎坷之路挺进。深圳不仅出现了世界流行的迪士高、保龄球、高尔夫、国际标准交谊舞等玩意儿，而且连企业股票上市、外资银行在深设置机构、出让土地使用权等“禁区”，也敢闯敢干了。

　　早在1981年8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在听取市委领导汇报时说：“特区要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要办新的事业，要有一代新人、一代新风，新的基础、新的一套。”1984年夏，赵紫阳第二次视察深圳。他在蛇口微波通讯楼俯瞰工业区全景，迎着海风，开怀而笑：“我是时刻关注着特区建设的。”后来在深圳市委汇报会上又说：“三年没来，特区变化很大，在国内外颇有名气了。一个城市建设得这么快，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你们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进行了改革的探索，你们为内地提供了经验。”“你们地方虽小，但作用很大。你们是尖兵，是开拓者！”

　　总理这番热情洋溢深情款款的话语，使一直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浴血拼搏的将士们精神大振，勇气倍增了。

　　1984年1月24日，阳光明媚，春暖花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刘田夫、梁灵光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下午3时许，在市迎宾馆六幢二楼会议室，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梁湘代表市委和市政府作的汇报。邓小平手里拿着一张市委提供的名单，由梁湘作介绍，一一认识市委常委成员和副市长之后，慈祥地慢慢地说：“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我的倡议，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这几年来，邓小平听到了多少非难经济特区的话，听多了，是耶非耶？他的确想来亲眼看看，摸清底细的。

　　梁湘声音有些激动地说：“深圳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下中央做出决定创办的。大家日盼夜盼，盼望您能亲自来看一看特区建设得怎么样，今天总算盼到了。您的到来，使我们很受鼓舞，感到是巨大的支持。”

　　杨尚昆说：“小平同志这次来广东主要是休息，值此机会到深圳特区来看一看。特区的事情，由国务院紫阳同志、谷牧同志亲自管。你们扼要地说说主要的情况，然后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梁湘站在深圳经济特区规划示意图面前，将深圳特区的地理位置、土地面积、所辖范围、自然环境和人口等作了简明的介绍，然后汇报了四年来特区的基本建设工程和引进外资等情况。梁湘谈到创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工业总产值，1980年为5100万元人民币，1981年为2。03亿元，1982年为3。60亿元，1983年为7。20亿元。说到这里时，小平立即插话：“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啰？”梁湘答道：“是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率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去年达到3亿多，也比四年前增长率长了10倍。”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梁湘又汇报了特区建设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深圳特区现在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非议，承受着上下左右、里里外外的巨大压力，极需一位够资格的“裁判”，给一个清晰而权威的说法，梁湘“一班人”多么希望邓小平能作个指示，明确一下特区怎样办下去。人们在期盼，在等待，在着急，空气好像突然凝固起来。只是邓小平听罢深圳的情况和问题的汇报后，没作什么评价。后来，才抬头望着梁湘说：“你谈的这些，我都装进脑子里了。”说时用手指指脑袋。他的幽默话语，顿时使会场的气氛活跃、亲切起来。杨尚昆也插话：“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有关问题回到北京后吹个风吧。”

梁迅玮

　　第26章深圳市长梁湘（26）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来到国际商业大厦，被群众意外地发现了。大家喜出望外，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秩序井然地一齐鼓掌欢迎，人们心头的欣慰就像一股春天暖流扑面吹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穿着青灰色的上衣，草绿色的军裤，黑布便鞋，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梁湘、周鼎等陪同下步履稳健轻快，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断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然后，举步登上国际商业大厦。

　　矗立在罗湖地区中心的国商大厦，是两幢雄伟的高层建筑物，它直插蓝天，雄视深圳，周围一大片造型别致新颖的高楼大厦，众星拱月般与它组成一幅协调而壮观的大鹏腾飞图。

　　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等人登上二十层高的大厦天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尽收眼底。这里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有60多幢十八层以上的主楼群，整个罗湖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邓小平询问了罗湖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和质量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一百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西北面200米远正在兴建的一栋建筑物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要建成五十三层，楼高160米，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若干年后的罗湖城区将是深圳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极目远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特区，宛如出浴的美人，亭亭玉立于浩瀚的南海之滨。往西北面望去，高大的标准厂房，沿着笔架山脉逶迤远去，好一个崛起的工业城！朝东北面看，西班牙式别具一格的高级住宅群，一丛丛一片片，星罗棋布。从东向西，自南朝北纵横交错、车流滚滚的马路，好像人体上四通八达的大动脉……满眼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就是五年前还在沉睡的深圳镇。邓小平在深深的沉思中，在细心察看中，他仍是“只看不说”，没半句评价的话。深圳特区的干部们，只好从老人家那深邃、慈祥和惊喜的目光中，感受到中央领导人在称许、在关怀、在支持和在勉励！

　　在天台上，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等人停留达二十多分钟。这时接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留下一片橙黄色的晚霞，北风吹得越来越清劲。一些人身上穿的呢子大衣，也被晚风掀起了衣襟，没穿大衣的人都感到寒气袭人。邓小平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陪同人员两次要给他披上大衣，他都挥手推辞了。当他和王震、杨尚昆等人走出大厦时，街上聚集等候的群众比刚才更多了，人们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邓小平很高兴，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1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以及王震、杨尚昆等人来到上埗工业区，到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兴办的电子厂视察。当他们走进整洁、防尘、恒温的车间时，作业台上摆着电子电脑的荧屏上显示出“振兴中华，勤奋工作，向四化进军”的字幕，表示全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欢迎中央首长的光临。

　　邓小平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电脑下象棋的表演，仔细地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的汇报：这家企业通过引进国外的整机硬件进行解剖消化，吸取了人家的先进技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软件发展，发展智力密集型产品，既能为国内各行各业提供技术服务，又能出口软件，打开国际市场。一张文字处理系统的磁片售价港币10万元，有的软件可达24万港元。邓小平听了这些汇报十分高兴地说：“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建议我们要重视培训青少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说罢，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一段往事浮现眼前：

　　数年前，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某日到一个电子厂参观，眼前一条39米长的装配电脑生产线，由40只机械手组成，自动化程度达100%，只需两名工人管理，平均3秒钟便装配好一部电脑，月产电脑300万部。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看到种类繁多的机器人：除有两脚步行的之外，还有会制作冰雕艺术品的机器人，有能给观众画肖像的机器人，有能跟观众交谈的机器人，有主动寻找垃圾加以打扫的机器人，还有会弹奏钢琴的机器人，它能把观众拿来的乐谱，照曲弹奏，并能随着观众歌唱的速度缓急配乐，真有意思……日本先进的电子工业，宛如一只领头羊，带动了各行各业前进。

　　也许邓小平还在想：二十年前陈伯达曾向中央提议进行电子工业革命，可惜未为采纳。要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起步研发电子工业，那么，今天中国的电子工业水平、综合国力就更加可观了。他喃喃自语：“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梁迅玮

　　第27章深圳市长梁湘（27）

　　1月25日上午10时许，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特区创办后最早富起来的第一个万元村——深圳渔民村视察。早已在村口迎接的附城镇党委书记汤锦森和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看见盼望已久的邓小平，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健步走来，高兴得热泪盈眶。吴伯森立即迎上前去扶住邓小平说：“邓伯伯好！我们渔民欢迎您，欢迎您！”

　　老人家与汤锦森、吴柏森一一握手，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说声“你好！”

　　村长邓志标既高兴，又拘谨，未敢上前去，汤锦森和梁湘推着邓志标向邓小平介绍：“他是渔民村的村长邓志标，跟您一样姓邓。”

　　“噢，咱们是一家人啰！”邓小平风趣地答道，周围的人群都欢笑起来。

　　渔民村富甲一方，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房。饮水思源，渔民出身的老支书吴柏森盛情地邀请邓小平一行到自己家中做客。

　　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吴柏森陈设精致的客厅里喜气洋洋：一束滴翠挺拔的富贵竹，两盆枝头缀满黄灿灿果实的金桔，增添了一派喜庆的景象。吴柏森身穿呢绒新大衣，脚穿亮闪闪的黑皮鞋，拉着邓小平一起坐在沙发上，指指面前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音响组合，激动地说：“我们渔民能过着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渔民们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大家衷心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随即纠正说：“应该感谢党中央嘛！”接着又询问了吴柏森家里有几口人，每月收入多少，钱怎么花销等等。

　　当吴柏森说到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收入高达四五百元时，一位随行人员插话：“比您老人家的工资还高呢！”梁湘也很感慨地说：“全国农村都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还要五十年吧。”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要达到这样的水平，至少到本世纪末之后，还要奋斗五十年时间。”

　　走出吴柏森家的大门，邓小平又回过头来问汤锦森：“是不是每家都有一幢这样的楼房？是不是全村都这么富裕？”汤锦森答道：“家家都有幢楼房。渔民村靠发展工业、养殖业、运输业、服务业富了起来，现在家家都是万元户，实现了全村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听后面露喜色，连连点头。邓小平又一次问汤锦森：“村民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汤锦森如实相告：“现在特区的政策深得人心，村民只是担心政策会变。”邓小平沉默了片刻，答道：“变是肯定的，但只会越变越好。”

　　邓小平继续着在深圳考察，同时也继续着他的沉默，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经济特区做任何的“裁决”，高兴时只是笑一笑。

　　随行的工作人员也透露，邓小平说过，来深圳只看看，不会发表意见的。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濒临伶仃洋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工业区主要负责人袁庚将中央领导人接到七楼会议室。这儿头枕大南山，面对珠江口，视野宽广、俯瞰蛇口。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走近窗前，指指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何时建好的？可停泊多大吨位的船只？”袁庚回答说：“工业区开发第一项工程就是兴建码头，花了一年的时间，建成了这个600多米长的码头，已经使用了四年，可停泊5000吨的货船，与香港通班船也有两年多了。”此时，说好“只看不说”的邓小平，似乎态度有点变化，对工业区的领导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一行还视察了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材厂。尔后，袁庚又邀请中央领导人到“海上世界”——一艘由豪华邮轮“明华轮”改装而成的海上宾馆。邓小平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九层高的轮船，观看了船上的旅游设施，并休息了一会儿。离开邮轮时，应主人的请求，邓小平在船上餐厅挥笔写了“海上世界”四个遒劲隽秀的大字，写毕，春潮似的掌声便回荡在了迷人的深圳湾上空。

　　1月26日中午，邓小平将要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了，他依然没有对深圳的工作说说什么印象，更没有讲讲特区应怎么样办下去。人们不禁心生顾虑，特区是邓小平倡议办起来的，而今办得是好是差，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老人家却没有讲些什么，这不能不使人心里沉甸甸的。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从蛇口坐炮艇横渡珠江口，到达西岸的珠海市。当晚，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关相生从珠海给梁湘挂来电话：“小平同志今天给珠海特区题了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令人振奋的十分重要的信息传开后，引起一些人的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裁决”，没有题词，是否对深圳有“看法”，认为特区没搞好？此时，梁湘给大伙们鼓劲：“也许我们的工作与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词了，很好呀。我们应当向人家学习，不可气馁，更不可胡思乱想，自寻烦恼。”珠海题词了，也给梁湘一个启迪，他连忙跟周鼎、邹尔康等人商量，决定请求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个词，并由时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邹尔康负责此事。邹尔康则把这一任务交给这几天负责邓小平一行生活工作的接待处长张荣，还将他们与吴南生等人商量拟写的一些内容告诉了张荣。张荣感到这个任务既十分光荣，又像是千斤重担，能否完成任务，心中没有把握。

梁迅玮

　　第28章深圳市长梁湘（28）

　　翌晨，张荣带了一名司机驱车赶到广州东山珠岛宾馆来了。宾馆警卫森严，外来人员一律不能越雷池半步。怎么办？张荣在深圳从事接待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处长孙荣，通过孙的引带进入邓小平下榻的楼房。在走廊上恰巧碰到在深圳接待时相识的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秘书听到张荣转达了深圳市委的要求后，一口答应从旁帮忙。他们谈话之间，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以及王震、杨尚昆恰巧从外面回到宾馆。张荣又将自己的使命向这三位领导人报告了，请求他们帮助。王、杨、任都表示“好办”，叫张荣等候好消息。

　　过了一天，从王秘书口里传来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说昨夜邓小平一行在白天鹅宾馆吃饭时，任仲夷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市委专门派人赶来广州，请求给深圳特区补写题词之事，在场的王震、杨尚昆也帮腔。王震说：“您给珠海特区题了，也应给深圳特区题。”杨尚昆也说：“是啊，应该给他们题题。”邓小平只是仔细地听，没点头也没吭声。张荣听了这情况，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不把题词带回深圳去，怎么向深圳市委、向深圳人民交待呀！他待在珠岛宾馆不走，琢磨着如何才能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又过去了一宿。清晨，在湖边的林荫路上散步时，遇见了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及王秘书。卓琳劝慰张荣：“你回家过年吧，别在这儿等候了。题词的事，我们已记在心上。回到北京后，请小平同志写了就给你们寄去。”张荣对于卓琳的真诚帮助虽然甚是感激，但想到中央领导回到北京后，事情一多，工作一忙，题词的事可能落空，于是焦急地答道：“市委交代我来请小平同志题词的，如果现在我两手空空地回去，怎么向市委交代啊？”

　　他还是坚持要在小岛呆下去。

　　除夕的早上，张荣来到珠岛宾馆1号楼，在卫士长房间走廊碰上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楠问：“你怎么还没回去？快过年了！”“您说我这个年怎么过？”张荣锁着眉头答话。邓楠明白张荣肩负的任务，她很热心，对张荣说：“我爸起得早，散步去了。这样吧，你马上去准备纸张笔墨吧。”

　　一会儿，邓小平回到1号楼。邓楠对老人家说：“爸爸，您给深圳写几个字吧，老张在这里等候着哩！”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悠然答话：“不是已让他回去过年了吗？”

　　“任务没完成，年也过不好的。”

　　“哪有这么严重哟！”邓小平又笑着问张荣，“写些什么呀？”

　　张荣就把行前梁湘、吴南生、邹尔康等人的参考意见和盘托出：“比如写个‘深圳经济特区好’，或者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张荣心想，只要是小邓平的题词，写什么都是好的，我都可以拿回深圳向市委交差。

　　邓小平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到早已摆好笔墨纸张的桌子跟前，握着毛笔，在宣纸上胸有成竹地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题词内容完全超出了梁湘他们思考的范围。这是邓小平在深圳两天多来用眼视察，用心思考得出的结论，老人家是站在泰山般的高度上为深圳题词的。

　　当时房间里只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楠。张荣看到邓小平一气呵成写出时，心潮翻滚，便迅速提起摄影机，把这个珍贵历史镜头拍了下来。张荣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邓小平在题写落款时间时抬眼问邓楠：“离开深圳那天是几号？”听了邓楠的回答，他把时间定格在“一月二十六日”，而当天已是一月二十九日，是大年除夕。显然，老人家的心意再明白不过了。

　　张荣连声道谢，忙把墨渍未干的题词拿回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拿起一叠报纸作扇子，扇干墨渍。当他小心翼翼地把风干了的题词拿在手上时，才掂出题词的份量：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邓小平的题词不仅是对深圳特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政策的充分肯定。张荣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忙挂长途电话向邹尔康作了汇报：“题词内容比我们预想的更好，等我拿回来你看看就知道了。”张荣满心高兴地连忙乘车风驰电掣般赶回深圳。

　　回到深圳已是华灯初上，人们早已吃过了团圆饭在守岁，贺年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张荣捧着邓小平的题词走进市委大院，碰见周鼎。

　　周鼎看过邓小平的题词后，欢喜得直笑，吩咐张荣马上送给梁湘处理。到了梁湘家，才知道梁湘早已出门去慰问除夕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了。后来张荣找到邹尔康，托邹尔康把题词转给梁湘，他才回家吃晚饭。

梁迅玮

　　第29章深圳市长梁湘（29）

　　大年初一的上午，张荣在迎宾馆6号楼门口遇到梁湘，便把他昨晚已把邓小平的题词交给了邹尔康的事向梁湘作了汇报，并建议速将邓小平的题词在报刊上发表。梁湘笑着对张荣说：“你这个人呀，不看看报纸，今天特区报已登出来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辛苦了，谢谢你！”这时，张荣心里像是吃了蜜糖那么甜，几天来的劳累已是烟消云散了。

　　春节期间，全国的报纸都刊出了邓小平的题词，香港电视也反复播出。新年燃响的鞭炮、焰花，映红了深圳人的脸庞，外商们更对深圳特区倍添信心。

　　中央领导的鼓励，各方来宾的称誉，给了深圳特区极高的荣誉。特区干部、群众所经历的多少辛勤，多少艰难，多少委屈，多少困惑，似乎都在邓小平肯定的眼光和题词中冰溶雪化，云消雾散了。

　　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像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华夏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大江南北汹涌。继要求进一步办好四个经济特区的同时，党中央又作了开放上海、宁波、青岛、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中国人民迈出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每当回忆起这动人的一幕，梁湘便心潮翻滚，眼睛湿润。他倚着窗口望着眼前汗水浸润的土地、心血凝结成的建筑物、双手铺起的马路、智慧编织成的区域管道网络，仿佛第一次从明亮的荧幕上看见了深圳的明净绮丽，正如每个深圳人惊异于自己家园的巨变一样。

　　26

　　风雨之后，晴空万里，一只大鹏展翅腾空，搏击云天。

　　这是悬挂在市委市政府大楼二楼贵宾厅洁白墙壁上的一幅巨大水墨画——大鹏展翅图。那天晚上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圳参观，兴奋之余欣然命笔，即席泼墨，一挥而就。

　　深圳紧靠大鹏湾，古有鹏城之说，特区的腾飞恰如鹏程万里。

　　著名诗人艾青从珠江口来到深圳湾，也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我歌颂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速度，新的改革。新的变化，新的精神。新的物质，新的文明。新的矛盾，新的挑战，新的欢欣。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每个人都应勇往直前！”

　　罗马尼亚共产党雅西县委书记约安·克列瑟说：“建立经济特区不仅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尝试，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会做出贡献。”

　　这些赞美的语言，充满着友谊、鼓励、祝愿和期待。

　　梁湘市长依然默默地工作着，鞠躬尽瘁，一如既往。四年了，他把心血全都灌溉在这块土地上，让它长出了翠绿的树林，斑斓的花丛，流着清清的泉水……1984年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首的梁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宾，与许多记者、作家、诗人交谈，他没有一句“自白”，他把特区成就归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归功于邓小平主张试办经济特区的英明，归功于中央和省委的领导，归功于全国各地和港澳海外同胞的支持，归功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奋斗，也归功于前任的奠基。他说：“我不过是特区的普通一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采访他，他不会给你满意的材料。但是，关于如何准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办好经济特区的指示精神；关于特区的改革、开放；关于特区的交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他有惊人的雄韬伟略，有独到的见解。

　　梁湘是个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在深圳，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见。

　　在他的眼里，不是历史纵向比较的巨变，而是横向拓展的差距与不足。既然接受了历史的新的挑战，就得直面世界，直面未来，就得冷静分析历史断层和社会经济的断裂，就得准确地把握速度和方向，就得抛弃陈腐的旧观念，不停顿地接收与消化新的信息。

　　他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圈罩在淡棕色的桌面上，把桌面分成明暗两边。他凝视着这道明暗的弧形边缘界线，仿佛所有的信息、浪潮、速度、未来的冲击，以及心理、经济、政治、历史都一股脑儿像汹涌的波涛朝他卷来。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向人们预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近几十年内科学技术要有重大的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将兴起，整个社会生产将有一个新的飞跃。

　　也是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里断言：我们正感到一场经济地震的最初颤动，我们要好生准备起来才是，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右”翼也好，都拿不出答案来，因为他们一概把自己反锁在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之中了。而我们整个经济学的地下基础在移动，在断裂……

梁迅玮

　　第30章深圳市长梁湘（30）

　　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下基础也在断裂，也拿不出答案来吗？不！

　　梁湘在沉思，他在深沉地思考深圳特区发展的战略。毫无疑问，他扔开了第一浪潮，跨越了第二浪潮，以高新技术来开发建设深圳特区。他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深圳特区的发展方针是依靠内地，服务四化，面向港澳，通往世界。建立一个对外开放、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效率很高的外向型经济管理体制。

　　1984年11月16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沿海城市投资洽谈会上，有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问梁湘：“请问市长，往后深圳特区发展的速度怎么样呢？”

　　“继续高速度前进。车子已经走上快车道上，开到时速八九十公里了，如果突然停下来是要翻跟斗的。”梁湘幽默地回答。

　　两天后，梁湘回到深圳，在向市委常委会汇报此次投资洽谈会盛况时，也把他如何回答香港报纸记者提问的事说了。常委们听后，异口同声地说：“答得太好啊！的确是，深圳特区的车子已经开上高速公路了，只能开足马力向前行进了。”

　　梁湘的话是有份量的。

　　早在1984年夏季，市委便强调继续加紧发展外向型产品、建立外向型经济。这可以说是特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它标示着特区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建立的起点，是向世界标准突进。这是特区经济繁荣兴旺的正确轨道，这是把特区经济纳入国际开放经济体系的必由渠道。

　　梁湘具有战略眼光，他决心从高的起点、高的跨度、高的技术上去开拓特区的经济。以内地工业基础、科研力量和资源为依托，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开拓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加快能源建设，按照“贸、工、农”的方针，调整农业布局和结构，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特区真正成为“窗口”，成为联结国内外的交通枢纽和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

　　他明白，历史的进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危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可能遭受坎坷和挫折，但这并不是内在的必然。不过，从深圳特区模式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来看，他确认这里不会是经济地震的震中区，也不会出现经济基础的断裂。

　　历史的发展会证明这一点，他确信。

　　荧屏上不停地显示出蓝色的数字：蛇口工业区工业产品的75%出口外销；沙河工业区电子产品有70%畅销欧洲、非洲；华发线路板厂的产品九成外销，质量获美国IPC协会认可；蛇口华丝厂印染的丝绸产品全部外销，一个月创汇300余万港元；信威纸品厂产品七成外销；穗光制衣针织厂投产一年来，产品九成出口……这些工厂使用的都是从德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

　　梁湘建议设立标准局，把标准、质量和计量捆绑在一起，这仅仅是开始。然而，人们已看到厚厚的云层的缝隙里，微微露出了一线曙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

　　一个幽灵在大鹏湾上空飘荡，东方天际呈现出一片金色的朝霞……

梁迅玮

　　第6卷深圳市长梁湘

　　第1章深圳市长梁湘（1）

　　他眷恋深圳，惜别深圳，愿意把骨灰埋在梧桐山上。

　　中央要开发海南岛，振奋人心，如同开发西部、振兴东北一样的振奋人心。

　　他到海南调查，写了一个开发海岛的金色报告。

　　他太兴奋了，彻夜无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85年4月。天空阴沉沉的，春雨绵绵，却又透出料峭的寒意。

　　梁湘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回来，还没有扫落身上的风沙，又出席了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战略问题的学术报告会。

　　他们深入地研讨特区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邓小平曾经对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说：“深圳市长梁湘思想很解放，你们应该到深圳去看看。”

　　繁星满天，浮云拂拂。

　　梁湘伫立在窗前，凝望着院子东侧那一池吹皱了的春水。风又起了吗？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已明显出现了“东移”的迹象。从60年代开始，这种“东移”现象大约每十年深化一次。这一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正逢中国改革开放。

　　这无疑是亚洲的一次世纪性的经济机遇。

　　然而，香港“前景”的乌云在天际弥漫，一时之间股市下跌，房地产陷入低谷，港元汇率也直线下落。人们眼前呈现出一片纷繁芜杂、令人心旌摇动的情景。

　　机遇和风险同在，成功和失败均等。

　　人们惊讶地注视着这场变幻莫测的风云变革。香港英资财团表现出惊惶畏缩，而华资财团却冷静沉着，莫名其妙地形成两垒相持之势。在令人心惊肉跳的港元狂泻的雷鸣声中，华资财团举世震惊地在三天之内调动了数十亿港元，收购了英资财团九龙仓等物业，在香港经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这是一次历史的较量。

　　碧绿的湖水蒙着皱纹在柳树的疏影下晃动着。

　　他意识到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密切注视着世界经济“东移”的态势。对一些人因香港“前景”而表现出的惊惶失措，只能报以理解的微笑。

　　他依然信心十足地肩负着历史的重担。

　　他面露微笑地向世界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深圳的实际情况，1985年特区要做好三件事：发展外向型工业体系，发行特区货币，加速建设管理好特区二线。

　　尽管他心里明白，特区货币发行的难度很大，且又决非特区本身所能解决得了的，然而，既然上面首肯，他就全力以赴，冀望创造出一个良好的自由贸易投资环境。人们担心，梁湘在做着他力所不及的事情。

　　长达80多公里的特区管理二线工程竣工了。主管基建工程的副秘书长舒成友风尘仆仆地从二线工地上下来，又移师南下到联检大楼、梧桐山隧道的艰巨工程上去了。然而，至今一线还未见放开。原来设想过的人员自由来往、货物自由进出、资金自由出入，依然还是个遥远的憧憬，更不用谈发行特区货币这样难度大、牵涉面广的系统工程了。

　　靠近笔架山的八卦岭工业区的兴建已初具规模，整洁的多层厂房，宽直的道路，漂亮的绿化圈，和谐的色彩，配套的生活设施，称得上国际标准了。边兴建边租赁的灵活经营也收到了经济效益。可建好了的厂房有一部分还空着哩！空着意味着什么？事情正常运转中的问题，在这里倏忽间会成为使人烦恼恐慌的沉重压力。

　　“怎么办？”工业区领导脸色有点苍白。

　　“抬头走路嘛！路总是越走越宽的。你想想，香港人不垂涎你建造的那些价廉物美的厂房才怪呢！”梁湘一直在盯着世界经济“东移”的态势。

　　他转过身，两道浓眉不禁又蹙了起来。挺花钱的八大文化建筑除了深圳大学、图书馆、体育馆可以投入使用，其他的如博物馆、大剧院等还欠着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哩！倘若提起笔把文化设施也抹掉，那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区理当特别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步进行。他说过，勒紧裤带也要办好深圳电视台。对这句话有人非议：“何必呢？”他并不介意这些议论，也没有心思去揣摩似是而非的背景。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使他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特区建设紧张急促的节奏，临街窗口五光十色的光流，高消费物质生活的诱惑，都需要我们关心人的生活，尊重人的价值，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炎黄子孙深厚的文化传统可不能在特区出现断裂啊！他的心愿是：不仅要建设好这八大文化建筑，而且要让这些建筑艺术品作为中国文化留存下来。他考虑的是总体系统工程设计，断然拒绝那些心血来潮的小修小补。

梁迅玮

　　第2章深圳市长梁湘（2）

　　还有议论度假村、酒店、宾馆、商场、厂房、住宅超前之说。这些大酒店几乎都是外资企业，不用替人家担心。一旦政策放宽点儿，这些“超前”旦夕就变成“落后”了。没有一个像样的环境，人家远道而来，生活怎么过？没有多几家竞争，这个环境能维持得像个样吗？

　　“特区只是赚了内地的钱。”这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责难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内地不也在特区赚了钱，而且赚了不少的钱吗？你赚我的钱，我赚你的钱，这是商品经济的自然现象，不也反映着中国经济已在悄悄地开始活跃起来么？！倘若你不能赚我的钱，我也无法赚你的钱，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议论都在此时此地冒了出来。不言而喻，这些议论连同思维模式差异带来的压力，竟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这是当代工业文明同农业文明的一次饶有风趣的碰撞。

　　恭贺新禧。爆竹声声，碎红满地。梁湘在这里已不知不觉度过了第五个春节。

　　适逢牛年。牛耕田，马食谷。古来如此。

　　铜雕《孺子牛》已竖立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绿茵草地上。中国向来吃退役下来的老残耕牛，当然比不上西方放牧的食用黄牛的腿臀块肉来得讲究。人们坐在庆丰收的筵席上，把酒豪饮，咀嚼牛肉，从没去想过牛一生的辛勤劳累，也不会感慨老牛的悲凄下场。深圳人虽然趋向时髦，却又崇尚“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孺子牛精神。

　　梁湘来到这里总是期望着能放开手脚去开荒。对个人来说，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然而老牛的最终收场，人们在心里还是一直掂量着的。

　　除夕。炮仗声夹杂着人们的恭贺声，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劈劈啪啪响了个通宵。这是改革开放的交响乐曲！和平的音响组合！他感到舒畅，感到慰藉，但也免不了感到忧虑。这些年，他是建造房子最多的市长，也是负债最多的市长。有的人看你的房子时不管你的负债，算你的负债时不算你的房子，对探讨、研究、分析、解释全部都不屑一顾。

　　今夜，爆竹的劈啪声是否在替他答辩呢？

　　他靠在藤椅上，感到一阵轻松，又觉得有点困倦，很想痛快地睡上一觉。

　　他睡着了，在万民欢腾的炮仗声中睡着了。

　　他实在太累了。

　　1985年12月的一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梁湘等四个特区领导人做完汇报后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他们对基建的态度，会议认为基建应该适当压一压。梁湘认为深圳刚起步，城市基础设施必然大于其他城市，压基建不能一刀切。他提出按投资来源分为已列入计划部份与外资投资部份，深圳及各省市、中央部委在深报资已分别列入各地、国家计划，不应在压缩的范围内。梁湘说，如果一刀切必然引起混乱和外商的恐慌，会引起国际注意。

　　他沉默着。尽管会议严格保密，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梁湘受批评的消息仍在深圳传开了。不少干部群众感到莫名其妙，真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纷纷议论……

　　有的人说：“厂房宿舍建多了？宾馆酒楼建多了？深圳是个新开发的地方，跟老城市不一样，基建工程免不了要多上一点。如果深圳不改善投资环境，不具备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外商愿意把资金投进来吗？”

　　有的人说：“中央主要领导人也说过，深圳是个开放改革的试验场，特事特办，要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特区在全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面积中不过九牛一毛，让它建设步子走快一些，为内地改革开放进行探索、开路有什么不对呢？”

　　有的人说：“现在美元下跌，西方国家有许多游资正在寻找出路，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时不我待，特区多建一些厂房、宾馆有什么大错呢？不能坐失良机。”

　　有的人说：“特区基建不能大起大落。如果深圳也一刀切地压基建，一下子终止与外商签订的合同，震动太大，带来的损失也会不小！”

　　更有人说：“如果领导人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要创办好经济特区，难呀！”

　　……

　　事情的起因是值得人们去回味的。1984年底，全国各地出现突击发放贷款热。银行八方劝贷，主动送钱上门，有的还投资开工厂。这种现象的背景很有趣。

　　人们记忆犹新，1984年中国已转入温和的通货膨胀阶段。秋初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本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13%，货币发行超过计划规定的180亿元，增长到262亿元，增幅达45。5%。年底，政府决定，以1984年贷款额作为基数，给各地银行贷款自主权。于是乎各地银行为了扩大1985年贷款额，便出现1984年底的突击发放贷款热。全年信贷比上年增长28。8%，钞票流通量大幅上升近50%，这一来迫使中央银行增印钞票近82亿元。同时，政府决定从1985年起，以1984年为基数，给予生产企业发放工资、奖金的自主权。风声外泄，各企业争相发放工资、奖金，第四季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8%，全年消费基金增长22。3%，又大大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物价便开始轮番大幅上涨。

梁迅玮

　　第3章深圳市长梁湘（3）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1985年，在前一年投资和信贷催动下，工业生产下半年增长达23%，乡镇企业工业增长率更达50%-60%，速度惊人。这又牵动了原材料、零售物价指数及消费基金的上涨。1985年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5亿元。

　　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失误，只好采取抽紧银根的行政措施了。银行“急刹车”，下达硬指标，甚至要退还1985年第一季度的再贷款。然而“压缩空气”的结果是，固定资产投资1986年比1985年增长360亿元人民币，货币增发230亿元。1987年又继续增长，货币发行增长量实际上突破了500亿元。

　　由此看来，梁湘的沉默思索和反省，显得如此的宽容大度。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浪潮中，哪里会有一本教科书可以照本遵循呢！

　　在这里，厂房住宅商品化，价格早几年已放开，粮食、肉鱼、油糖、棉布等也已取消了票证。国家基建投资仅占特区基建总投资的3。7%。特区有特区的情况，特区有特区的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他思索过，反反复复地思索过。

　　他依然冷静沉着。特区应该比内地开放一些，走快一些！

　　也有人说：“梁湘，你就不可以拐个弯子顺着点？”

　　在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之后，由李灏主持砍压掉150多个项目，很多工程下马，十八层以上的建筑被砍去51座。四川大厦砍了一半，中医院十五层砍成七层，后来不够用又扩建了。

　　春寒料峭，霪雨霏霏。

　　春寒里，他的心仍觉着一阵又一阵的火热。

　　没多久，深圳特区只要有厂房就有引进外资项目的事实证明，抓紧大好时机改善投资环境，特区基本建设比内地上得快一些，没错！完全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已经穷了几千年了，要抓住机遇”、“能快就快”、“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深圳特区的基本经验就是敢闯”的指示精神。

　　不妨举个例子：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在罗湖闹市中心正在兴建一座与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差不多高的钢结构的发展大厦。李灏市长积极贯彻压基建精神，当然要特区发展公司把已经打好了桩建好了地基的发展大厦砍掉，特区发展公司思想不通，李灏吩咐市计委主任姜贵去落实。姜贵到特区发展公司传达市政府的指示，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说：“市里的命令我执行，不过因建这座大厦我公司早已与日本签订了购买三万多吨特种异型钢材的合同了，我们即使不要这批钢材，也要如数付款给日方的。现在市里下令要我公司砍掉此楼，那么，这批钢材款应由市政府来支付。”姜贵听罢，觉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大厦下马，这三万多吨钢材堆放在哪儿啊？市政府终于收回成命，1990年，发展大厦建成了，它与“五十三层”毗邻耸立，一对姊妹楼相互辉映，成为一大美景。此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东移”，深圳特区投资火热，房地产业风生水起，供不应求，内外客商都对发展大厦垂涎三尺。市政府要特区发展公司将发展大厦卖给港澳控股公司，价钱是6亿人民币，特区发展公司赚得利润近2亿元。不久，港澳控股公司又将此楼转手卖给他人，售价是12亿元，他们干手净脚就赚了一大笔。

　　发展大厦的沉浮，可否看到批判深圳特区基建上得过快，要压基建的命令是正确还是“一斑”呢？

　　有意思的是，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已为当年压基建作了结论，否定了“一刀切命令式”的管理经济方式，明确“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国家法律已为压基建做了结论。

　　夏初，梁湘访问泰国归来。

　　泰国是个美丽的地方，湄公河秀丽如画。这个佛教之国近年革故鼎新，加工工业升腾发达，绿色革命使农业为之大振，国民收入已赶到中国的前面去了。这个国家对世界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具有海绵般的吸收力，也明白自己立脚的地方之险要，因而对开拓创业之要项无不全力以赴。这使梁湘想到特区的创建和发展。本来中央定的路子理应是顺当的，然而走起来却又这样曲折艰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阳光从宿舍的南面窗口斜照了进来。他翻了翻桌上放着的一叠划着红杠杠的报纸，流言再度泛起。近日香港报纸又一次对深圳的前景关切备至，议论纷纭，《信报》还特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深圳特区的文章。这些议论有的公正客观，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危言耸听，也有的造谣谩骂。

梁迅玮

　　第4章深圳市长梁湘（4）

　　有的说深圳政府花了1。2亿元建政府大厦（其实是600多万元）；

　　有的说兴建深圳大学是假大空的典型；

　　有的说基本建设四年投下资金35亿元，资金来源以国家投资、中央各部和省投资以及市统筹投资为主，其中1983年占70%（其实1983年国家等投资占23。8%）……

　　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而存活的。

　　《信报》断言：“深圳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而这似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缩影。”其用意很明白。

　　看来深圳已危在旦夕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梁湘对港报这一阵痉挛处之泰然，觉得很有意思。特区办坏了吗？中国改革开放难产了吗？然而这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不由得你想怎样便怎样的！

　　8000亿美元的游资在世界上游荡。困惑的香港除了向大陆寻求解答之外别无选择。毋庸置疑，这里的希望也就是香港的希望了。

　　他透过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清晰地看到了深圳在世界的位置。

　　“我看港报这些吵吵嚷嚷的议论够得上个合唱团了。”老伴看到港报的议论后说。

　　“是吗？”梁湘笑了。

　　外面的流言蜚语并不可怕，他对一些传媒的危言耸听从没当回事。可怕的是，内部不从实际出发，不遵循经济规律，处事、决策缺少科学性和民主性！

　　他淡然地瞥了一眼放在墙角的那盆高高的紫葵，靠近窗口，倚着茶几，摆在正中，干脆搬开？生活本来就是争议的嘛，因此也就有了生活的主见。比如，工资改革是关系千家万户的事，既然上面批准了，也向群众公布了，突然又说要收回来！方案没有什么差错嘛！多讲几句道理，这不又有争议，说不听招呼了。

　　大概争议得最多的莫过于靠国家贷款来兴办基建工程了。经他的手用去的钱和借来的钱的数目，都清清楚楚地储存在他脑子里。老实说，他这个市长是靠借债过活的。如十月怀胎一样，资金投入到产出得有一个过程，至于流产、难产还是顺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过程的困惑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动物的“怀胎”恶性反应，而一旦到了产出之时，硕果累累，万紫千红，谁又记得起初投入的艰难呢？眼前不管是眩晕、呕吐、失眠，他都得忍受，都得显得若无其事地去工作。

　　桌上放着一份特区城市建设情况综述：从1979年到1985年止，全市已完成基建投资63。62亿元，建成各类房屋的总面积达929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完成投资9。1亿元，竣工面积132。8万平方米。

　　香港报纸议论的焦点是靠国家贷款，这透过基建投资构成便一目了然。1979年至1985年国家投资占3。7%，外资占19。4%，贷款占19。3%，市县财政拨款占13。4%，市企业自筹占17。7%，中央各部、省自筹占11%。

　　国家投资是不用归还的，而贷款是要付息还本的啊！

　　这里基建的一个特点是商品性。如投资环境和生产服务，虽然开初投入的是长线的基建工程，但从1980年至1984年看，投入共71。5亿元，而产出共70。67亿元，投入与产出比例是1∶0。9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他翻阅着放在面前的纸页，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他又陷入沉思。他认为这次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是一次倒退的会议，是特区工作战略倒退的会议。他为大好发展时机遭到无谓挫折感到莫大的遗憾！

　　作为一个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他和市委常委、副市长们都有这个思想觉悟，咬咬牙把特区的基建工程压了下来。

　　清晨。天蒙蒙亮。湖面上飘着轻薄的雾。曲径上一个人也没有。唯有夹竹桃的红花簇簇地吐着火焰。

　　深圳是这样的清幽寂静。

　　夹竹桃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深圳体育馆浓妆艳抹，正接待亚洲杯乒乓球赛的各国运动员。

　　中国队获得七项冠军，痛痛快快地洗去了在亚运会上蒙受的失败耻辱。

　　亚洲各国运动员在深圳的这些日子里过得颇惬意。这小白球在比赛时又怕热又怕风，运动员们赞赏这里的空调、音响和场地设备符合国际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出赛，即使败北了也毫无怨言。

　　这是中国的骄傲！他们称赞道。

　　然而，偏偏是这个空调设备，一位省领导人在责备：浪费电，浪费钱，好大喜功！

　　接着邻近一个市主办了一场国际乒乓球赛。天气很热，场内运动员、观众不停地挥动着圆的方的扇子，可还是汗流浃背，怨声不绝。应该考虑装上个空调嘛！钱该用还得用，这是办国际比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