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陈荣光）

梁迅玮

　　第5章深圳市长梁湘（5）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以上看法，不一定成熟和准确，供领导同志参考。

　　谨致

　　敬礼！

　　梁湘

　　1986年11月22日

　　五千字的报告，有见地、有论据，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一句话，海南设省，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政策，建成一个类似自由港的海南。王震看到报告，非常高兴，认为梁湘的意见很好，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既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又符合海南的实际情况，便立即把报告分别送给邓小平、赵紫阳同志阅示。中央领导也欣赏梁湘的报告。

　　起初中央计划成立一个进一步开发海南的集团公司，像王光英任董事长的光大实业公司那样规模的开发公司，用企业形式来开发海南，挂靠在荣毅仁当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中，委任梁湘当副董事长，让他在深圳找一些人手来筹划此事。后来大概考虑到用企业形式来开发海南，工作难以开展，阻力甚大，那才作罢。事隔不久，即198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将海南行政区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来，单独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并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省建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喜事！

　　海南建省筹备组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1987年“五一”劳动节的前夕，中央办公厅给梁湘打来长途电话，说赵紫阳要跟他谈话，要他立即飞赴沈阳。

　　这时候，梁湘正出发到甘肃、新疆参观考察。他第一次领略祖国大西北黄土高原的浑厚凝重，嘉峪关的雄伟峻拔，大漠戈壁的浩瀚宽广，雪山草原的旖旎迷人，不觉心旷神怡，胸怀舒畅。到达乌鲁木齐市时，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派人来宾馆告知他：深圳市委办公厅来电转告了中央办公厅电话内容，梁湘明白事情的重要，立即停止参观考察行程，匆匆赶去沈阳。

　　5月2日，沈阳市仍充满着一派节日气氛，赵紫阳总书记在沈阳宾馆住处接见了梁湘。询问过梁湘的健康状况，听过了梁湘简明扼要的汇报之后，赵紫阳肃然地对梁湘说：

　　“你已经名声在外了，是否还到海南工作呀？你是急流勇退还是继续干呢？”在海南进一步开发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难题，夸张地说是前途未卜。显然，总书记是在跟老相识、老部下推心置腹地商谈。赵紫阳是了解梁湘的，他在广东主持工作时，遇上广州市的棘手事情，常常是想到梁湘并调遣梁湘去冲锋陷阵的。而梁湘每一次的冲刺，都没有辜负省委领导的重托和期望。

　　“听从中央的意见，服从中央的派遣，我只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梁湘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对开发海南省有多大的把握呢？”

　　“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的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

　　赵紫阳听了梁湘的话后微微点了点头，对他的赤子之心和骁勇之气不减当年感到满意，深情地凝望着梁湘，莞尔而笑。

　　梁湘这个信心是来自深圳特区这几年道路越走越宽的实践，来自对珠江三角洲这几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了解，来自对神州大地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日千里发展的认识。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改革就能进步，开放就有出路。改革开放政策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民意愿，是中华振兴的希望所在！

　　中央领导原先是打算让梁湘到海南去，省委书记与省长一肩挑。传闻这时恰巧广州市市委书记许士杰跟随广东省省长刘田夫、梁灵光去东北三省考察，路过北京时，进入中南海看望赵紫阳，得悉海南建省需要人才，许士杰就给赵紫阳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主动请缨到海南去工作。大概是北京有人不喜欢梁湘，为了平衡各方面意见，又见许士杰曾在海南工作过，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在广州工作时以稳健见长，故中央终于批准许士杰担任建省筹备组组长，梁湘只任副组长。不久，海南省正式挂牌时，许士杰任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1987年9月，梁湘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肩负着海南人民的期望，又风尘仆仆地跨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这个山、荒、小、贫的地方上任了。他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去开创新的业绩，走向生活的巅峰。

　　不久，周鼎也被上级任命为副省级的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梁湘东山再起，而且是荣任一省之长，这无疑是对他在深圳工作的最大肯定！

梁迅玮

　　第6章深圳市长梁湘（6）

　　几番风雨，起落沉浮，他都泰然置之。这时，他又想起国画大师刘海粟于1982年给他说过的联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梁湘上任全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省长，引起了海内外人士注目。

　　闯入这个是非之地，福兮祸兮？识时务者为俊杰。梁湘好学勤思，处事果断，刚直不阿，当然是前途未卜了。

　　1987年秋，梁湘走马上任海南省省长。当然他也明白这是一条风雨之路。

　　“遇事冷静些，那边比这里还复杂呢！”临行时妻子将行李箱关上，忧心忡忡。

　　“不见得。”梁湘说，“到处杨梅一样花。”他看得透，在深圳这些年，“新租界”、“新李鸿章”的话听得还少吗？不过，使他忧虑的倒是在1985年12月那次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说得重一点是刮了一阵否定特区的风，是对中央办好经济特区战略的一种干扰。尽管事后作了一些解释，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然的话，今后特区工作更是步履维艰了。至于涉及他个人的事，他从不计较，也不放在心上。

　　在深圳梧桐山山腰重建已破毁的弘法佛寺，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形成深圳一个人文景观，吸引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回来游览、消费，福泽罗湖，本意并无偏颇。这一工程由于赵朴初的建议支持，以及新加坡华侨捐助上千万元，才得以勉强完工。后来弄清楚了，重建弘法寺的主要责任不在梁湘，才不了了之。在中国，儒释道合流，经历上千年的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让这古老宗教丰富一下时代空间，有何可责难之处呢？后来知道这位领导说这话是违心的，他向梁湘当面致歉。

　　梁湘赴海南时够热闹的，不少干部、文人、专家都表示愿意跟着他去搏一搏。有的港商财团当着面说：“跟你去海南投资！”去海南成了当时中国的一股热潮。

　　他到海口住了下来。这个省会是够寒碜的了。艰苦创业，白手兴家，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梁湘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夏天海口市气温高达38℃，梁湘住的房子没装空调设备，热得他汗流浃背，痱子满胸，在斗室中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那日儿媳妇张苏带着孩子来看望爷爷。梁湘穿着齐膝短裤，坐在板凳上不停地扇扇子。孙儿天真地望着满头大汗的爷爷说：“爷爷，你去开空调凉凉不好吗？”

　　“这儿没空调呢！”秘书小陈坐在门边在盆子里搓洗衣服，双手都给搓红了。儿媳妇见了说：“连台洗衣机也没有，不像个样子。”梁湘随即说：“你不要一下来就泼冷水，海南地方穷呀！”之后儿媳妇回深圳后便把家里的洗衣机迅速托运过去。在梁湘眼里，这比起当年到深圳还像样点儿。万事起头难，百废齐待兴。

　　千头万绪，最缺的还是资金。国家是没钱拨下来的，梁湘也不会伸手。他要政策，有了政策土地石头草皮都是钱，资金源源而来。看来建自由港的要求，上面是通不过的，得变通一下。据说那一年李嘉诚曾想过开发海南，拟投资100亿港元，但由于开放政策迟迟未见分晓，也就偃旗息鼓了。现在要成立特区省，也未见李嘉诚的动静，可见外面仍然疑虑重重。梁湘在深圳积累了经验，已交了好些港商朋友，得想出个可行之策。他经过多方征询有关人士意见，反复调查研究，拟出开发海南的规划大纲，包括优先发展交通、能源、电讯事业，其中交通概括为“三纵四横、四方八港”，即在岛内兴建三条纵向、四条横向的高速公路，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此外，引进由泰国华侨巨商谢国民任董事长的正大集团公司来海南开发农业，采用世界先进的方法饲养猪禽和鱼类；引进香港商人冯志强到海南开发观光度假的旅游业；引进华裔日商于元平任总裁的熊谷组建筑集团来海南成片开发洋浦地区，也就是洋浦计划。

　　洋浦地区位于海南省西北部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西濒北部湾，东接海南本岛，距海口市约130公里。这儿阳光灼人，气温常年处于38℃左右，雨量稀少，平均年降水量只有1000毫米，而蒸发量却超过1800毫米，没路、缺水，土地龟裂，土层很薄，到处都是褐色的石头，人少、地少、绿叶少，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除了生命力极强，浑身长刺的仙人掌外，几乎看不到第二种植物。当年流放到海南的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称它为“北船不到米如珠”，是一块不知沉睡了多少年的未开垦的荒芜之地。

　　洋浦地区陆地自然条件恶劣，不长庄稼，然而它有临海的优势。这里拥有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水，水深高达27米，不聚泥沙，避风条件极好，出了码头就是航道，可建32个泊位，年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以上，是个得天独厚的优良港湾。加之常年吹拂的是东南风，易于防治空气污染，非常适合发展重化工业。

梁迅玮

　　第7章深圳市长梁湘（7）

　　梁湘等人经过深入调查，计划设立洋浦开发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海南经济薄弱，基础设施短缺，现今办大特区，三年脱贫，五年赶上中等生活水平，要把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就得搞好基础设施。海南在十五年内，重点地区的开发需要投入2000亿元，才能有个较好的投资环境。这么巨大的资金，国家不可能全给，海南财政也一向拮据，唯一办法就是吸引外资进行开发。

　　第二，全面开发海南耗资甚巨，目前尚无条件，只能选择一两个地区试验，一片一片地开发。按照国务院1988年24号、26号文件关于海南经济特区可以让外资成片开发，鼓励外资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定精神，选择洋浦作突破口，利用外资成片开发，既符合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又是加速海南开发的重要途径。

　　第三，洋浦既是土地荒芜、经济落后的地区，又有优良的港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兹开发的条件，在全省总体规划中已被列为重化工和建筑材料基地。只有低地价才有可能把外资吸引进来。所以，梁湘于1988年8月在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必须立足于海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大政策，走出一条落后地区振兴经济、迅速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新路子……要首先集中力量搞好洋浦开发区的建设。”

　　经过较长时间的洽商，梁湘代表海南省政府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先生达成协定，以较低的价格，在洋浦规划100平方公里土地中，拿出30平方公里，租给熊谷组做成片开发。由外商负责全部开发资金，搞好能源，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开发土地一揽子引进项目。初期确定引进的工业项目有130万千瓦大型发电厂、45万吨乙烯化工厂、300万吨炼油厂、50万吨尿素化肥厂、5万吨钛白粉厂、5万大箱玻璃厂、水泥厂等，以及其他配套设施。这些大项目的建设约需60亿美元，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地面建筑，约需250亿元，大约用五年左右时间初具规模，最终形成一座具有热带海滨特色、人口40万，年产值约200亿元的重化工港口城市。这对海南省的建设无疑会起到巨大的示范促进作用。

　　对熊谷组中国人民并不陌生，北京最高的建筑物京广中心大厦、豪华的北京王府井饭店、江门外海大桥、海口金融大厦等，都是由这个公司建设的。于元平是中国人，他和李嘉诚等港商共占熊谷组六成以上股份，日本人只占三分之一股份。这个熊谷组与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团，以及美国、西欧、东南亚的大财团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动员更多的外资商贾到海南来投资。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外商在该地区一个划定的区域内进行承包建设，并在服从本区域总体规划和中国法律、法规条件下，组织资本从事开发、建设和规定范围内的各种经营活动；而涉及国家主权和政府职能方面，如公安，检察、司法、外事，边防、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等则由政府负责。也就是说，洋浦开发区实行的是“两权分离”的体制——外商有权在双方规定的区域内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海南省政府则进行国家主权的管理，即所谓“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抽税，你犯法我抓人”模式。熊谷组开发、使用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七十年后，洋浦开发区上的一切设施、技术等全归海南省政府所有。这是一个中国实行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梁湘相信凭熊谷组的实力、威望和诚信，以引进日本财团为主，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合作，成片开发洋浦是完全有可能的。梁湘在深圳有过体会，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甜头，后面的蚂蚁就会源源跟上来的。对这第一只蚂蚁当然要给予优惠的甜头，所谓优惠是算大数的。一旦开发起来，土地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值。梁湘将注意力集中在引来第一只大蚂蚁上。

　　省政府领导班子里有不同意见，这完全正常。这么大、这么新、这么富有挑战性、这么充满风险的自由港，引起疑虑是必然的。那只好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梁湘认为洋浦开发事关海南大局，他写出专题报告送到北京，再三向中央陈述，请求批准，呈给杨尚昆、王震、赵紫阳，但得不到答复。中国的事情是急不得的，要耐心等待时机，不停顿革命嘛！只争朝夕之说，只在战争、开国之际才适用。王震经常来深圳，他率直，敢作敢为，政治上坚定，思想很开放，一直支持梁湘，对开发海南和洋浦都很热心。梁湘请求王震做做工作。开发洋浦的报告再度送到了王震手上，他认为“可行，反映了实际情况”，批示转送邓小平。听说后来总书记赵紫阳做了工作，政协有关方面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这回下去，倾听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了解了海南的穷苦实情，尤其是“汽车事件”之后，原给海南的优惠政策收了回去，群众情绪低落，外商疑虑重重。这第一只蚂蚁尝的甜头得讲究一下。况且外商只管经济技术开发，主权行政归属是很清楚明确的。考察调查之后重新写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便又重新向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上天不负有心人，中央领导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然而，事情还给拖着。个中的原因，梁湘本人也不清楚。

梁迅玮

　　第8章深圳市长梁湘（8）

　　看来海南之行一开始就注定梁湘命运的坎坷。悲剧在于梁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看准了就干，一往直前。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分歧的后患，一点也不防范。他为人从不设防，这固然是优点，也是缺陷。比如说某副省长为啥向全国政协委员们说洋浦开发是“丧权卖国”呢？其兼任洋浦开发区主任，却又背后说不是。人心叵测。

　　老实说，你设防又怎样？除非你躺在床上，啥也别干。洋浦不知不觉地成了海南的“心脏病”。它关联着海南进一步开发的成功与否，其实质是开放改革与封闭守旧之争。开发报告迟迟未批下来，寸步难移。外商财团观望徘徊。小打小闹，零零碎碎地炒炒地皮，建个屋村，热一阵冷一阵，皆非梁湘办海南大特区的宗旨。他焦虑得眼眶也深陷了。

　　八个月过去了，开发洋浦的报告仍然躺在抽屉里，梁湘忍不住，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谈及此事时，他放了一炮：“洋浦开发究竟搞不搞？要搞就赶快批下来吧！”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句言之成理的话，不意有人就此向上打小报告。谎言多次重复就变成“真理”，梁湘又给领导留下“自高自大，不尊重上级”的印象了。

　　梁湘有早起散步的习惯，来海南再忙再熬夜，也一样沐浴晨曦。院子里绿茵块块，墙外是闹市。清清的南渡河临街流过。海南清晨气候宜人，海风凉爽，空气清新。他踏着青草地，蓦然仿佛看见脚下是一片黄土地，延安的黄土高坡、延河、宝塔，还有他夫妻俩住过的窑洞，历历在目。那是革命圣地，当日的革命摇篮！

　　四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自己身在“天涯海角”，历史突如其来的变幻，逼迫着人别无选择地走上舞台。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好几位港商财团都来过了，都算得上熟人了。然而，他们为赚钱而来，海南却拿不出比深圳更优惠的政策，人家用不着把资金投放到这个荒岛上来。

　　“啪啪啪……”妻子邝辉军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他身后，边走边拍着手掌。她早已离休留在深圳家里。她不想把家搬过海来，反正丈夫也只能在此工作三五年而已。她在深圳放心不下，想着想着便又渡海来照看一下。

　　“一个巴掌拍不响！看你急的。”妻子说。

　　“有了深圳的样子，这里本可以顺畅些！”他说。

　　“海南比深圳面积大一百多倍，一个特区省呀！”

　　“我是省长，对吗？”

　　“对。官越大越要有耐心，京官难当，特区官也难当。啥事都得水到渠成。”她不无忧虑地说。

　　“要是不难，我就不闯进来了。”他笑道。

　　他要把邹尔康调来，上面点了头却迟迟未下调令。邹尔康是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精明灵活，思想敏锐，擅于辞令，跟外国人打交道，对答如流，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看来人事是个复杂的事，并不似他想的那样简单。

　　跟他一起来的程浩，上任三亚市市长，工作也不易开展。历史恩怨、积冤情绪的结子一时是解不开的，况且贫穷的石磨依然在人们心头上痛楚地辗动。他明白，纠缠辩白都无济于事，唯有发展经济，使生活富裕起来，才可提供出足够的营养，填平人们心灵的沟纹。

　　程浩碰到的问题，恰恰正是这里工作困难的另一个侧面。

　　春节。赵紫阳来广东过年。梁湘向赵紫阳提及邹尔康的调动。“你是不是很需要邹尔康过去？”他点点头答道：“很需要。”不久，邹尔康任海南副省长的调令下来了。

　　邹尔康调来海南后，主持洋浦开发区的工作。不久，三亚市市长程浩也调来任开发区办公室主任。看来梁湘开发洋浦，是要破釜沉舟，一干到底了。由于报告仍未批下来，规模性的开发当然无法进行。洋浦小敲小打，辛辛苦苦地只铺开了个小摊子。邹尔康虽说有深圳的经验，但也力不从心。唯有作单项的引进，以便等待时机。他们非常焦急，因为他们都明白，国际机遇是稍纵即逝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他们一心一意地等待着上头的批复。

　　天有不测风云。

　　1989年夏，北京学潮越闹越汹涌了。反官僚反贪污反腐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海南大学的学生也上街示威游行，要求省领导接见，回答问题。梁湘便照着《人民日报》的口径，认为学生的出发点是爱国的，但不赞成学生上街闹事的举动。消息也见报了。没想到后来传闻不断，事态的发展已是众所周知，实在变得复杂多了。

　　梁湘神迷心窍，还是一心在想着开发洋浦的事。7月11日，北京的一架三叉戟专机飞到海口机场，说是要接许士杰、梁湘到北京汇报洋浦开发计划，三天就回来。梁湘一时兴高采烈起来。可不是吗！日盼夜盼，翘首以待，终于盼来了中央正式讨论决定洋浦开发计划，海南从此可以施展拳脚，加速发展经济，造福全省人民了。他这个人总是把事情想得很乐观的。唉，汇报洋浦开发计划用得着派专机吗？临行时他只带了两件衣服，够三天用了。

梁迅玮

　　第9章深圳市长梁湘（9）

　　首都机场。他们下了飞机，当晚就汇报了工作情况。梁湘简明扼要地谈了五点情况：一、让外商成片开发洋浦的基本依据；二、洋浦开发区建设方式的基本设想；三、对有关洋浦开发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四、当前洋浦开发区建设的准备情况；五，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几点要求。在此汇报中，梁湘作些解释：

　　“洋浦开发区的开发方式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普遍支持，但也有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出于对洋浦开发区的关心，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今年政协会议前后，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不同意见。在此，我想作以简单的说明：

　　1、关于主权问题。我们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了如何既能调动外商的积极性，又能切实维护我国的主权问题。我们设想了几条原则：第一，外国投资者和开发区的一切外籍人员，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第二，属于国家主权的政府职能的部门，如公安、边防、外事、税务、工商行政、海关等全部由海南省负责，并建立精简的政府机构。第三，区内地下资源仍属国家所有，如需开发，应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事，并报政府批准。第四，对外引进的项目，按照规划和政策，分别规定鼓励的、限制的、禁止的内容，外商不能违法办企业。做到上述几条，就可以确保我国主权，不存在沦为殖民地和租界的问题。

　　2、关于土地价格问题。洋浦地区是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大部分是石头和仙人掌，不宜种农作物，它的使用费不能与海口等已经开发过的土地费相提并论，更不能与上海大城市中心的地价相比。国外一些地区在开发初期地价都是很低的，所以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每亩定为2000元。以低地价赢来地面上的高投资和高效益是合算的，因为每亩地带来的投资高达2000多万元。深圳开发初期有些地方的地价比洋浦还低。据了解，泰国为了吸引外资，地价也是相当低的，甚至不要钱。

　　3、关于土地面积大的问题。洋浦规划100平方公里，第一期只给熊谷组开发30平方公里。之所以给这么大的面积，主要是将来这地区要建大型企业，占地面积大，比如一座45万吨的乙烯联合企业，占地就达15平方公里，300万吨的炼油厂也要几平方公里，再加上配套设施、居民住宅，总人口要达几十万人，没有几十平方公里是不行的。

　　4、关于土地转让期问题。有人对土地转让七十年的期限很有议论，认为时间太长。实际上，七十年是国务院在24号、26号文件中规定的，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办事的。另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收期长，在土地转让期限上，也应给予优惠……”

　　梁湘越讲越兴奋，嗓音越来越宏亮，脸上泛红霞。他满怀着憧憬和希望，这次汇报会关乎海南进一步开发的前景与命运，阴霾即将消散，旭日就要高升了。

　　汇报会从晚上9时许开始，谈到了夜深。当时中央领导并没有做出批复，梁湘以为第二天得要继续开会的。不料翌晨，他却被带走了，押到西山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接受隔离审查了。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清楚的，问心无愧。

　　随后，报上消息，梁湘停职检查。

　　梁湘心里依然平静，黑是黑，白是白，混淆不了。只不过对这种先隔离后找罪证的做法，在开放的提倡民主法制的今日深感遗憾。

　　在禁闭期间，大抵是审查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六四电文”的事，说梁湘在“六四”问题上，发了电文公开支持学生闹事；二是洋浦开发计划是“丧权卖国”的计划。沸沸扬扬，杯弓蛇影。派调查组到海南、深圳、广州，还到梁湘家乡开平月山，明查暗访，足足翻腾了三个月。问讯三千，掘地三尺，还是查无实据。

　　梁湘静坐在北京西山招待所里，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只能面壁等待，无可奈何。

　　后来有人透露内情：省领导人与学生代表对话的活动是省委领导组织的，开会当天，梁湘才被告知随同去会见学生代表。所谓发公开电文，梁湘也是被告知“不须用省委名义，只署省政府的名”。

　　洋浦开发区的“卖国”计划也弄清楚了。海南省重新向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王震说报告已送去给邓小平。1989年5月29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这一下天都光了。邓小平也有批示，还有什么可追究呢！

梁迅玮

　　第10章深圳市长梁湘（10）

　　就这样，梁湘在西山招待所里被软禁了足足两个月，独自面壁，与世隔绝，到了9月11日才被送回海口市。一进一出，梁湘自己也没弄得明白。

　　梁湘回海南后被监护在军区里面，独居一室，清寂极了，除了看报就是读书。他没有多想自己的命运，年届古稀，去留无意，对名利之事向来淡泊。然而，眼见着这开放的阳光，灿烂炫目，几片乌云也不外是过眼烟雾，但愿洋浦开发计划有朝一日批下来，则海南有望矣！顿然，一种壮志未酬的悲酸涌上心头。难道自己想把有限的日子奉献给祖国改革开放大业，也难以如愿？他郁郁不乐。从广州到延安，又从延安到广州，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晚年报国艰难的凄怆，使人心痛欲绝。然而，南渡河水清又清，五指山林碧又翠，洋浦的声音是捂不住的，海南要求改革开放的声音是淹没不了的啊！

　　邝辉军离休之后，一直住在深圳的家里。她相信丈夫的清白，让她担心的是他的耿直脾气。有一段日子他没个音信回来，从北京回海南之后，也只通过电话。他什么也没有说，北京的事只字不提，只说他有空闲，请给他寄些书来读，什么样的书都好。她听了，也就稍稍放心了。

　　不久，报上公布：梁湘以权谋私，撤销省长职务。列举了几条罪状：利用职权批准儿子去了香港；用公款买了一套西装出访欧洲；纵容家属搞房地产买卖……梁湘被撤职了。人们大吃一惊，连个谋私的数字也拿不出来，这个省长置不起一套因公出访的西装！

　　事实是这样的，梁湘的儿子作为一个外派干部出港经营公司，是经北京部门批准外派的。1989年初梁湘出访欧洲多国，经香港转机，春寒料峭，海南驻香港的海华公司董事长甄锡培接待梁湘，发现梁湘只带一套西装出访，没得替换，有失国体，劝他在香港买一套好了。梁湘说家里已有一套。甄锡培笑道，来不及去拿了。当即去量身做回来。西装款亦由梁湘的儿子给付了，并无挪用公款之事。至于炒房地产的事，邝辉军离休后仍住在深圳，没来海南炒买炒卖，只好一笑了之。梁湘的事见了报，人们心里倒松了一口气，却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困惑。

　　不过，在中国忠实地贯彻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开路先锋——梁湘，在海南岛上中箭下马了，跟他一起下马的还有他梦寐以求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在梁湘下马之前，海南省已经制定了洋浦开发区管理条例（第四稿），初拟了与外商承包的协定等项工作，还建成了到洋浦的港外60公里的公路，基本完成了主干线一、二、三号公路工程，已竣工一座2万吨级深水码头，另一座2万吨级深水码头约在三个月后又可建成，3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宿舍群也已完成了一半工程，合计总投资达1。8亿元。此外，还连续打了一批水井，供施工初期使用。

　　外商方面，熊谷组也已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人力，做出了洋浦规划，完成了电厂设计，并已经准备把施工机械运到洋浦来，做好了全面施工的准备，原定于是年6月份破土动工，却因时局未能实现。7月上旬，熊谷组表示，仍然愿意继续来洋浦开发建设。

　　这些都可以说洋浦开发区的动工条件，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国务院正式批准海南省的报告。

　　梁湘这棵大树一倒，外商心惊胆战，风声鹤唳，马上从洋浦撤资撤人。过去，机声隆隆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准备开发的洋浦，顿时又回复到沉睡的状态了。洋浦依然故我——石头遍野，仙人掌漫山，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洋浦错失了一个发展腾飞的大好时机，海南也错失了一个发展腾飞的大好时机，实在是太可惜了！

　　然而梁湘的日子过得并不比在北京西山清静。他被禁闭在海口市郊一个海军招待所里，铁皮房子，周围是一片空地。屋外有岗哨守着，他半步也不准离开住地。不过，也许该问的都问过了，专案组来的次数也少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意识到自己只能给挂起来了，无限期地挂着。看来开发洋浦的希望甚微，自己也没指望恢复自由。

　　他开始想家了。那回半夜突然发高烧，没个人照应，也没车子送去医院。躺在床上，面壁忍受，幸而捱到天亮，总算不幸中之大幸，大难不死。他很想吃点白粥咸菜，尝点家乡味。要是妻子邝辉军有幸能来照顾煮点白粥吃上一口就好了。也许折磨了有些时日，人又上了年纪，他身子也日见衰弱了，不时在发高烧。此时此地此境，看个病也不容易啊！梁湘也只好认命了。唉，去留无意。

梁迅玮

　　第11章深圳市长梁湘（11）

　　晴空上云卷云舒。他深悟自由的可贵。他想得很多：从珠江到延河，又从延安到广州，之后又开拓了深圳，绿翠了羊台山，双脚就这样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眼前停下来，关在铁皮屋里面壁反思。

　　他真的想家了，仿佛头一回这样清静安闲地想自己的家。最疼爱他的祖母在他去延安时便离开了，父母也双亡了，大儿子在延安生下来便送给了农民，养不起呀！后来养了只母羊才又把儿子接了回来，喂羊奶活了下来。二儿子毕业于哈军工大学，分配在造船厂工作，之后又外派出港经营公司，这一回却把他也株连了。三儿子是航空兵，转业后去了国外经商。四儿子外派到法国从事商务开发。大儿子早年病殁广州。二儿子上了口岸黑名单，不准入境。剩下来只有妻子和二儿媳在此见面。他也够孤单了，凄然的孤独。唉，是在阳光下的孤独啊！孤独得连个影子也消失了。

　　他感到一阵阵因铁皮屋顶反压下来的难以忍受的闷热，宛如置身在一个烘炉里。满身是汗，也分不清是热汗还是冷汗。这冷冷热热不就是他人生的经历吗？他是在热汗冷汗中活过来的。

　　他躺在床上，感到身上阵冷阵热，又发烧了。屋里死静。

　　铁皮屋薄壁的裂缝透进来一缕阳光。也许梁湘的问题不外如是了，也许出于人道主义，专案组同意邝辉军的请求，准许她来照顾丈夫。梁湘喜出望外。接到通知，邝辉军连夜收拾行装，带上一些书本、小食、咸菜、萝卜干、茶酱，匆匆地渡海去了。

　　他喜出望外，妻子来了。他吃了几顿热粥热饭热汤，人也有力气了，说话也大声了点。他望着门外遍地的黄色小野菊花，朝妻子说：“你来了，看看我还是死不去的。多活几天，看看这已经好起来的世界。”他无限感慨地说。

　　他们等待的是一个无产者的世界，一个变得越来越光明的世界。此外还有什么呢？

　　每天清晨，她一个人到圩集上买点青菜鸡蛋或小鱼。这已算是额外开恩了。也许邻近的村民看见了她，也知道铁皮房里住着的那个老人是梁湘省长，都把自己竹箩里最新鲜的青菜给了她。后来人们悄悄地把瓜菜鲜鱼挂在他屋外的木瓜树上，慰问梁湘省长。物轻情义重。他俩过的日子是苦，但心里仍是甜的。

　　岛上的农民是惦记着梁湘的，都管他叫高速公路省长。他当上省长就立刻动手兴建一道环岛高速公路，日夜动工，风雨不停，一下子把整个岛上的贫困偏僻的乡村都串通了起来。路通人通财通，贫穷的海南岛开始活起来了。梁湘呀，你一下子给海岛农民流淌送来清甜的泉水！

　　梁湘省长，你知道海南人民多么不愿意把青菜挂在你屋前的木瓜树上啊！

　　36

　　在深圳，人们怀念梁湘，关心梁湘，四处打听梁湘的消息。因为梁湘在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功不可没。深圳人情深如海。

　　“梁湘你好！”一所中学的老师们知道梁湘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驻深圳办事处开会，当即写了一个从楼顶悬挂下来的巨幅大标语衷心问候梁湘。

　　“梁伯伯好！”仙湖公园绿茵地上，几个小学生远远望见梁湘，边喊边跑拥到他身旁。

　　“就是梁湘好！”建筑工人心里明白，这位领导清廉公道。

　　梁湘，深圳人民怀念你！

　　秋日，北京的又一个调查组到了深圳。人们心里明白，梁湘在海南这个穷海岛才几天，要弄清以权谋私的材料还得到深圳这块新沃土。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地毯式的调查开始了。铺天盖地，历时数月。

　　一天早上，作家老朱家里来了个电话。

　　“请问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梁湘市长》的报告文学？”

　　“是。”

　　“我是中央纪检委派来的，想同你谈谈，我住在迎宾馆翠湖楼412房。你看，是我到你家，还是请你到我这里谈？看你方便。”

　　“我去。你是客人嘛！”

　　“好。明早8时等你来。”

　　老朱在1986年写了报告文学《梁湘市长》，发生什么事了？天掉下来当被盖。他合上眼，很快便睡着了。

　　翌晨。他准时走上铺着红地毯的楼梯，站在412房门口。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苍白、脸色红润、态度慈祥的老者。

　　老者自报了姓名。他问了许多：你来深圳多久了，生活过得怎样，写了哪些作品？兜了个大弯，又说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写什么，怎样写，谁也无权干预……

　　“同志，你要问我些什么？请直接谈好了。”老朱觉得对方谈得太辛苦。

　　“我想了解你写《梁湘市长》的情况，可以谈谈吗？”

梁迅玮

　　第12章深圳市长梁湘（12）

　　老朱如实地把写作的情况谈了。老者很耐心地听着，他身旁的秘书拿着笔在记着，屋子里很静。

　　“你为什么要写《梁湘市长》？”老者问道。

　　“我认为梁湘在深圳业绩显著，深圳特区的开发同他是分不开的。他对中国的开放改革做出了贡献。过去我这样看，现在也这样看。”

　　“你是在什么时候写这篇报告文学的？”

　　“1986年初，梁湘临退居二线前夕。”

　　“为什么？”

　　“大抵基于两点：一是梁湘的业绩可以看得清楚了；二是避嫌，免得有人说我擦皮鞋——反正文章发表时他下台了。”

　　“你怎知道他会下台？”

　　“他年岁够钟点了。有人也不喜欢他，《梁湘市长》本来由北京一个刊物定稿了，后来说是‘时局关系’不敢发。悲剧在于梁湘自我感觉良好，他总是往好里想，太宽厚了。”

　　这样转来弯去谈了一个小时，够累的。老者又问：“有没有人授意你写？”

　　“作家的良心！”

　　“对，创作自由。”老者笑道，看上去通情达理。停了停，他又问：

　　“听说要出一本《梁湘市长》的书？”

　　老朱把出书的情况如实地说了。

　　“为什么还要出书呢？”老者问。

　　“大抵也有两个原因罢！我看读者需要，梁湘也应该在历史的画廊里面留下个肖像。”

　　“是这样吗？”

　　“报告文学在《当代文坛报》刊登后，国内外均有反响。据说台湾、香港有人认为是研究中国开放改革的参考书。台湾一个研究所认为，此文可以看出：一，中共有开放改革的决心；二，中国的开放改革矛盾复杂，阻力很大，但势在必行；三，梁湘有勇有谋，但前途堪虑。本期《当代文坛报》售罄，连夜加印数千本。我想，印成书更方便读者。”

　　之后，又转了好些弯儿。老朱这才叹服老者的耐性和功力。时间又过去了近两个钟头，真要命！他只好请求老者，有什么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好了。

　　“好。梁湘有没有示意你给他出书？”老者问。

　　“没有。”

　　“有没有要人给钱让你出书？”

　　“没有。”

　　“今天是周末。下星期一我们赶回北京，在我们走之前，请你写好个材料，可以吗？”

　　翌晨，老朱把材料写好送去。

　　事后，老朱才知道自己很幸运。对方确实是客气平和地询问情况。在同一层楼里，小邹就苦多了，留在房间里不得回家，一问就是七天，由两位比较年轻的人审问。瞪眼睛、拍桌子不算，有一回，啪的一下把手铐放在桌上：“你不交代，立刻扣押。”还拍胸脯：“逮捕证就放在我口袋里！”“情况就是这样，把我关起来也是这样。”小邹答道。前后挤迫了一个月还是这样，这才让他回家。怨谁？只怨他在梁湘身边工作过。

　　几乎同梁湘熟识或跟梁湘是“对立面”的人，都一一了解过了。大抵是询问这几方面的问题：梁湘有没有结派营私勾当；有没有勾结港商非法图利；有没有以权谋私。人们对这一套都早有经验，心中有数。根本的还是梁湘为人正派清廉，深得人心。找几百人谈话，挖地三尺，要刨出问题。可是绝大多数被问者都坚持了实事求是党的这个优良作风，异口同声地讲了梁湘许多政绩。也许挤不出什么有用的材料，既然政治问题构不成，经济问题又挤不出油水，梁湘可麻烦了，不知要挂到何年何月！

　　过了好几天，老朱在迎宾馆碰见老者，之后又遇上好几回。他们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要赶回北京。也许工作太忙了，要待上好些日子。不过，他们来了之后，人们心上放下了一块石头：光是凑合买了套西装之类的材料，梁省长怕是死不了的！

　　1990年冬，深圳特区建立十周年。梁湘仍然禁闭在海南岛的铁皮屋里，与世隔绝。

　　在深圳，他曾经创业辉煌的一夜城，市委书记李灏在主持深圳特区建立十周年的隆重庆典。车水马龙，宾客如云，金碧辉煌。

　　张光年从北京来到深圳，他是应李灏邀请赴会的。他们在北京时就认识了。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是个老革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为人厚道，刚直不阿。抗战时一首《五月的鲜花》，唱红了神州焦土，燃起了民众抗日救国的激情；《黄河大合唱》歌词发出了民族的怒吼，震撼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战场。他喜欢深圳，珍惜这片改革开放的沃土，满怀热情地偕同夫人黄叶绿匆匆南下。

　　诗人对深圳情有独钟，他认为深圳的矗立是“长中国人民的志气”，下来深圳越看越有信心。每次下来他都带着一本深圳专用的小笔记本，记下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一个中国希望的城市。

梁迅玮

　　第13章深圳市长梁湘（13）

　　书记李灏热情地接待他。

　　然而，当他到深圳博物馆参观深圳特区十年成就展览时，当他打开深圳十年庆典的彩色瑰丽的大画册时，猛然惊讶不已，大失所望。展览里和画册里现任市领导全部齐整亮相了，就是缺少前任梁湘这班人的照片。他翻到画册末尾，在深圳大事记栏历届政府名单里，掉了梁湘的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连梁湘之前的两任书记市长吴南生、张勋甫、贾华也都掉了名。这太不公平了，太令人失望了，深圳特区成就这块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怎可以没有梁湘他们呢！割断历史不是唯物主义所为。

　　张光年很气愤，觉得太不公平了，太过分了。翌晨，他拂袖而去，不辞而别，坐船去了珠海，住了两日便回北京去了。诗人同梁湘只是一面之交，那年他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深圳，同梁湘见上一面。他完全是出于对不公正的义愤而愤然离去的。以后，他每次来深圳都落脚宝安，还交代说，不要告诉市领导他来了。人就应该有个精神，有个脾气，风骨铮铮。

　　张光年一气之下走了，来不及看一场大合唱。一本依照展览和画册调子的报告文学集《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面世了，还几次荣获大奖，轰动整个中国。它的要害是轻率地只看到孩子出生的喜悦，却蔑视怀胎十月的漫长的艰难困苦。报告不见了真实。

　　斯芬克思的由来据说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妖，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吃掉，后因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她即自杀。梁湘是最清楚深圳的斯芬克思的谜底的。

　　深圳建立十周年的庆典，欢度之时却激发起深圳人对梁湘深沉的思念。人们只能透过各自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思念之情。吴松营在报上写了一篇短文《梁湘二进屠宰场》怀念梁湘的爱民往事；朱崇山写了一篇《悼念贾华》表达了深圳人民对深圳第一任市长的深情厚意，还有……历史是涂抹不了的啊！

　　37

　　独处一室的生活当然是清苦的。过七十大寿那一天，梁湘只能吃上两个馒头，一碗稀粥。长时间见不到儿子、孙子的面，他只能从压在桌面玻璃板下的几张相片去寻觅心灵的慰藉。隔离、孤独、心灵的压抑……梁湘病倒了。

　　后来，血稠度达11，眼睛充血……他要求回深圳治病，专案组经请示答复：“到广州可以，但不能回深圳。”南方医院的领导说：“医院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我们只管治病，不问政治。”终于，梁湘被送去广州市郊的南方医院住院。诊断是视网膜细血管出血。他泰然自若：既来之，则安之。苦的是不能读书看报，他真正地被隔离开这个世界了。邝辉军也累得眼睛深陷了。

　　梁湘闭上眼，灰蒙蒙的，黑漆漆的，有时却又满是闪着微光的星星……他想家了，想儿子、孙儿。在剩下的不多的日子里，见不到家人，心里不是滋味。睁开眼，四周白蒙蒙的一片孤寂。

　　他体格强壮，年轻时早起、游泳、打球带来的收获，好像今天格外显著。不久，他痊愈了。他不想待在医院，也不愿意回到海南，隔了一重海，家人来望一眼也不方便，还有不堪负担的旅费。

　　有位跟随梁湘工作多年的同事劝慰说：“梁书记，你这不平的遭遇，历史上也常有，您要想得开啊！身体要紧。”梁湘答道：“我是想得开的。”其实，梁湘是想得开的，但有时又想不开，他常在夜静更阑，难以入睡之时喟然长叹。

　　他不时感到头昏，体质似乎衰弱下去了。他想吃点童年时爱吃的蕃薯，也很不方便。他不敢给人家添麻烦。他忍不住了，擅自回到了深圳。他不想造成影响，悄然地躲在蛇口一间公司的招待所住下来。这里虽然简陋，但家人可以方便照顾，靠近家了。

　　可是刚住下来，眼睛就有点发涩，头有点晕眩。家人让他到三公里外的宝安县医院检查，该医院设备先进，有B超，还有核磁共振。

　　县里派一位常委同医院院长在医院等候梁湘，过了时间，仍不见人来。后来梁湘在电话里说，不来了，不想连累太多的人。常委和院长还在医院门口等候，他们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来认真地检查一下病情。他俩连同司机，一直等到下了班才离去。明知他不会来了，但院长说，梁湘正在落难，我们还得再等一等。

　　落魄的梁湘在人们的心里光彩依旧。他知道人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深为感动。后来，他还是到医院检查了。服了药，病情稳定了下来。

　　病情是稳定了，但他碰到了困难：深圳市不能报销医药费，因为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深圳。宝安县医院却把药单全部接了过来，反正病是要治好的。他夫妇俩感动得眼眶也红了。

梁迅玮

　　第14章深圳市长梁湘（14）

　　他生气了，有几天没说话。人活着总得留下一条让人走的路，哪怕是一条泥泞的路。天无绝人之路呀！他从心底里感谢宝安人，感谢所有关心过他的朋友。他心一横，又悄然地搬回家里住去了。

　　家还是那个样子。门前的簕杜鹃火红灿烂，满眼朝霞。他倚着门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新舒畅。临窗的湖水清澈粼粼，柳丝儿迎风飘拂，生气盎然。隔着围墙、房屋，他依然看见市政府大院子绿草坪上的那座铜雕塑《孺子牛》。牛的开拓，牛的耕耘，牛的无求。牛吃的是草啊！然而，牛的结局呢？

　　他回首往事，最宝贵的生命是在为人民做牛中度过。为了老百姓的共同富裕，默默耕耘，鞠躬尽瘁。他心怀坦荡，因为他已将自己的心血倾注于人民的伟大事业里了。

　　宝安下面的一些村镇百姓知道梁湘回来，上门请他到下面走走，看看他们的建设，瞧瞧他们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避嫌，坦然地说：“梁省长，我们今天生活这样好，有你的一份功劳。”“宝安人感谢你！”梁湘心里很感动。他本不想连累别人，时局对他来说并不完全明朗。然而，盛情难却，他还是答应了。

　　他下到横岗、布吉，探望了镇里的人们，看望了村里的农民。变了，变得富裕了，像个样子了。当年他离开深圳时，这里的农村才起步不久，几年光景，绿色的田野上崛起一个新城。农民住宅已是清一色的别墅，舒适得使人羡慕。吃午饭时，布吉镇委书记区官成说：“我们很想念梁省长，欢迎你来。”他询问了许多，从镇里的经济收入、社会管理到农民的生活、收入，以及前景，都谈到了。谈着谈着，他哽咽了，心里感到一阵内疚：“我很抱歉，在位的时候未能照顾好宝安，为宝安人民多做点事。”这是他心里由衷的话。此时此地，只有他的感受最深刻。

　　人们关心着他，为他的去向归宿操心。尽管这也许是多余的，但人们还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梁省长，你多下来散散心。有什么困难就像家里人一样给我们说。”

　　“听说你要搬家，上面要收回房子？”横岗镇委书记周锦廷关心地问。

　　梁湘默然。

　　“我们搬来你们这里住可以吗？”邝辉军故意笑问道。

　　“欢迎，一百个欢迎！”人们拍着手笑道。可大伙儿心里不相信他会被扫地出门。怎么可以这样呢？然而，收回房子确有其事。

　　据说情况是这样的：上头规定离任的特区领导要迁出特区的文件到了广东，省里几位领导圈阅了，不知是何因由，郭荣昌却在文件上写了：“这样规定行得通吗？”文件很快抵达深圳，几位市领导也阅知，并交由市委组织部存档。不久，北京来人找梁湘谈搬家的事，梁湘坦然地说：“我已老了，在深圳还能住得多久呢？妻子、儿子以及孙子早已在这里落地生根，我这个老人需要后生照顾一下生活啊！”言之成理，来人只好告辞。果真有其事。镇委书记周锦廷便带梁湘到水库边上的一处度假村走去。眼前是一列列整齐雅洁的小别墅，景色怡人，书记笑指着别墅对邝辉军讲：“你选一座好了，宝安人民送房子给你们住。”他夫妇俩听了默然淌泪。

　　回来之后，梁湘躺在床上合不上眼，他想了很多。从延安窑洞、长白山丛林，松花江岸边，到农民热炕头，眼前农村簇新的别墅群，他感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一颗颗火热的心。

　　他真正地看见了开放的希望，天际已露出了曙光。

　　夏至，荔枝红了，宝安人没有忘记把荔枝送上门来。

　　公元1992年，春节前夕。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到深圳，约见梁湘。

　　早上8时，梁湘依时来到迎宾馆某幢别墅，外厅已坐着好几位等候见面的市领导。在野的梁湘是第一个被接见的人。

　　“梁湘同志，你身体好吗？”田纪云关切地问。

　　“好！”

　　“我这就放心了。身体很要紧，要注意保重身体啊！”田纪云停了停说，“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田纪云停了停，体贴地说：“看来不会下个通知也不会见报了。”

　　梁湘有点木然，仿佛这已在意料之中，又似乎是意料之外。他忙说：“谢谢您的关心。”

　　“你是干实事的。你是深圳特区建设的有功之臣！”

　　梁湘苦笑了笑说：“又通知我要收回房子，我不想搬家。”

　　“你就住下去，不用搬了。”停了一会儿，田纪云又说：“谁要你搬家你可以不管他。”

　　留得青山在。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