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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老家谱时，常会见到先祖曾任“教谕”“训导”等职，这些称谓承载着家族对文教传承的重视，也映射出古代基层教育制度的风貌。教谕与训导均为明清时期地方官学中的学官，隶属于儒学体系，专司教育生员、管理县学、主持文庙祭祀等事务，是科举制度下维系地方文教的重要角色。尽管二者品级不高，却地位清要，被视为“师道”之代表，其任职者多为科举出身的饱学之士。 教谕是县学的正职学官，相当于一县教育的最高负责人，品级为正八品。每县设一人，由朝廷任命，多为举人或贡生出身，偶有进士出任。其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管理，主持县学日常教学，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组织生员月课、季考，评定学业等第，并对生员的品行进行监督与考核；二是礼仪主持，每年春秋两季负责组织文庙祭祀，行释奠礼，带领生员诵经行礼，维系儒家礼制；三是行政事务，管理学田、祭器、书籍等学产，协助知县推荐优秀生员参加乡试，参与地方文化事务如修志、讲学等。明代《明史·职官志》明确记载：“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确立了教谕在县学中的主导地位。历史上著名人物如海瑞，早年即任福建南平县教谕，以整顿学风、推行实务教育著称，成为教谕履职的典范。教谕虽官卑，但享有“见上官不跪”的礼制特权，可在明伦堂讲学时不向知县下跪，以示“师道尊严”，足见其社会地位之特殊。 训导则是教谕的副手与辅助者，每县设二人，品级为从八品，职责为“佐教谕以训迪生徒”，即协助教谕管理生员、督促课业、纠察行为。训导虽无独立决策权，但在具体事务中作用显著：日常负责点名、查课、批阅课业、记录生员表现，对违规者予以训诫甚至处罚；在教谕因故离任时，可代行其职；同时参与文庙祭祀的筹备与执行。训导多由地方选拔的贡生或优秀廪生担任，出身略低于教谕，但同样需通经史、重品行。其角色类似于今日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兼学校教导主任，既有行政辅助职能，又具道德教化责任。由于训导长期与生员接触，对地方士风影响深远，常被视为“士子之师、乡里之范”。 从制度设计看，教谕与训导共同构成“一正两辅”的县学管理体系，体现了古代“以教化治天下”的治理理念。县学作为一县最高教育机构，不仅是培养科举人才的摇篮，也是传播儒家价值观、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场所。教谕与训导虽不掌刑名钱谷，却肩负“化民成俗”的文化使命，其工作直接关系地方文风兴衰与人才产出。因此，朝廷对学官的选拔极为重视，强调“德行为先”，要求其“官卑廉自尊”，以身作则。 在家谱中记载先祖任“教谕”或“训导”，不仅是对其仕途的记录，更是对家族重教尚文的彰显。这类职位虽非显赫高官，但因与科举体系紧密相连，往往意味着家族已进入士人阶层，具备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尤其在清代，许多进士、举人的父亲或祖父曾任教谕、训导，可见其为“书香门第”的重要起点。 从历史沿革看，教谕之职始于宋代，初设于京师小学与武学，元代推广至地方县学，明清定型为每县一人。训导之制则完善于明清，在府、州、县三级儒学中普遍设置，形成系统的辅助教学体系。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县学解散，教谕与训导亦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其职能由现代教育行政机关承接。 今天回望，教谕与训导虽已成历史名词，但其精神内核——重视教育、尊师重道、以文化人——仍具现实意义。在家谱中看到这些称谓，不仅是对先人的追念，更是对家族文化基因的认同。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权位，却以笔墨与讲席，默默支撑起一个时代的文脉传承。在那些泛黄的谱页间，“教谕”与“训导”二字，承载的不只是官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师道责任与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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